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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特工鲍君甫被捕,面对审问,他竟毫无惧色,说道:“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

1951年,特工鲍君甫被捕,面对审问,他竟毫无惧色,说道:“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坏人,周总理和陈赓将军都可以证明!”

说完,特工鲍从内衣口袋掏出泛黄信纸,“这是 1931 年陈赓写给我的密信,你们可以鉴定笔迹。”

这张信纸,揭开了一段尘封 20 年的传奇。谁能想到,这个看似罪大恶极的中统特派员,背后竟藏着如此惊人的身份? 顶着中统特派员身份的鲍君甫,竟是共产党的 “红色特工”!

1928 年夏天,陈赓压低声音对鲍君甫说:“杨先生(鲍君甫化名杨登瀛),中统刚成立,我们需要你打进去当卧底。”

鲍君甫搅动咖啡的手停住了。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高材生,本可在商界赚大钱,却因同情共产党,在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开了家日文翻译社,表面为洋行打工,实际暗中资助地下党。

鲍君甫直言:“每月得给我 300 大洋活动经费。那帮人吃顿饭就花几十块,没银子根本打不开局面。”

陈赓掏出一根金条:“先用这个应急,以后按月拨付。需要交情报时,给你《红旗》杂志这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应付。”

鲍君甫接过金条:“我只有一个条件:要是有同志被捕,我必须参与营救!” 就这样,一场长达 13 年的潜伏行动开始了。

从答应潜伏的那一刻起,鲍君甫就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与挑战的道路。

1929 年 8 月 24 日,上海新闸路一栋居民楼里,彭湃等五位中央委员正在开会。

鲍君甫站在街角,看着巡捕房的红皮钢甲车呼啸而来。

巡捕房帮办递来雪茄:“杨特派员,这次逮到的可是大鱼 —— 共党政治局委员!”

鲍君甫借点火机会压低声音:“这案子我亲自跟进,南京下了死命令,必须抓活的,抓到有重赏!”

当晚在巡捕房,他见到了被铁链磨得手腕出血的彭湃。彭湃笑着打招呼:“杨先生,久仰大名。”

鲍君甫假装审讯,悄悄把写有营救计划的纸条塞进彭湃掌心:“明天上午十点,枫林桥有人接应,看完立刻咬碎!”

可第二天一早,陈赓打来电话:“计划暴露了!敌人提前转移人犯!” 鲍君甫赶到龙华监狱,只看到满地血迹。这次失败成了他心里的刺,他发誓要为同志们讨回公道。

复仇的火焰在鲍君甫心中燃烧,很快,他等来了一个机会。

三个月后,鲍君甫在霞飞路设下 “送别宴”。

叛徒白鑫躲了三个月,终于被他说动:“意大利的船票我买好了,明晚十一点,我亲自送你上船。”

当晚,白鑫在保镖簇拥下刚走出弄堂,枪声突然响起。

鲍君甫趴在地上,看着白鑫倒在血泊里,默默说:“彭湃同志,仇我给你报了!” 这一枪,不仅报了仇,更稳住了上海地下党的危局。

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鲍君甫的传奇仍在继续,他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931 年,公共租界巡捕房抓到关向应,还搜出一箱文件。

鲍君甫带着假扮 “文件专家” 的刘鼎走进审讯室,对英国探长说:“这些都是学术资料,被捕的是留日学者李世珍。”

刘鼎戴上白手套,翻出本《资本论》批注本:“您看,全是经济学批注,没有任何政治内容。” 英国探长将信将疑。

当天夜里,两人就把文件掉包。八个月后,关向应以 “误捕” 为由获释,顺利前往根据地。

然而,在危机四伏的潜伏生涯中,危险总是不期而至。

1931 年 4 月,中统头子徐恩曾醉醺醺拍着鲍君甫肩膀:“登瀛啊,顾顺章都供出来了,说你是共党间谍!”

鲍君甫不慌不忙,从公文包掏出一叠文件:“徐主任,顾顺章叛变前,我就多次提醒过您他有问题。这是他索要活动经费的借条,还有和汉口特科的往来电文,他这是在报复!”

徐恩曾瞬间清醒大半。他明白,要是鲍君甫真被证实是共产党,自己作为上司也脱不了干系。

徐恩曾说道:“你先去南京反省院避避风头,我去跟陈部长解释。” 在监狱里,鲍君甫隔着铁窗见到了同样被捕的陈赓。陈赓只说了一句:“保重,党不会忘记你!”

历经生死考验,鲍君甫终于等来了清白之日。

1951 年,北京饭店里,陈赓紧紧握住鲍君甫的手:“老杨,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鲍君甫红着眼眶,从口袋掏出个布包:“当年你给的金条,我一直留着。”

陈赓打开布包,看着金条上 “中央特科” 的刻痕,声音哽咽:“这就算你的党费吧,党欠你的太多了……”

1969 年,鲍君甫临终前嘱咐女儿:“把我的骨灰撒进黄浦江,那里有我没完成的使命。”

2013 年,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竖起鲍君甫的铜像,基座上刻着周恩来的评价:“我党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从 1928 年到 1941 年,鲍君甫顶着中统特派员的身份,在敌人心脏里传递情报、营救同志、铲除叛徒。

这些在隐蔽战线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用生命诠释信仰,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