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胡适给毛主席发电：希望您放弃武力 “八月的延安，风里全是硝烟味，可您真打算一枪不放就走向南京？”1945年8月9日，董必武在窑洞里低声问毛泽东。灯芯劈啪，时钟滴答，外面传来日机溃逃的消息。四天后，一封跨越太平洋的密电，从芝加哥经重庆转到延安，落款“胡适之”，核心意思就一句：请中共领导人把枪放下，做中国的“第二大政党”。 倘若只读这封电文，很多人会误以为胡适与中共素无交集。事实恰恰相反。二十六年前，北大红楼旁的小图书馆里，月薪八块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正翻阅《尝试集》，抬头时，胡适迈着略显外八字的步子走进来，随意一句“年轻人，多读点问题研究”，点燃了毛泽东对“问题主义”的兴趣。那年春末，他们第一次长谈，长到北平的天色由灰到白。胡适评价毛泽东：“眼神里有股不服气的劲儿。” 随后几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讨论湖南新式学校的办法，也聊白话文与马克思主义能否并行不悖。毛泽东后来回忆，胡适的启蒙让他懂得“先提问题，再找主义”。不过，随着工运升温，毛泽东站在工棚屋顶演讲，胡适却忙着为杜威翻译实验主义笔记，两条道路分叉得越来越远。 抗战爆发后，胡适全身心投入国际游说。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大声疾呼：“援华即是自保！”而毛泽东则在陕北窑洞里反复琢磨《论持久战》。同样忧国，两人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救国处方。 1945年春，美军夺下硫磺岛。世界格局已显疲态。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做《中国文化的蜕变》系列讲座。课后常有学生问：“抗战一结束，中国会不会马上内战？”胡适总是举杰弗逊例子，强调政党竞争的合法路径。越讲，他越觉得应给中共一个“温和而坦率”的建议，于是那封著名的电报便在8月7日深夜由芝加哥拍出。 电报文字不长，但胡适列了三条理由：一是世界大势向民主，武装夺权恐遭国际孤立；二是中共已具“第二大党”规模，完全可以依靠选票壮大；三是美国愿意斡旋，只要中共示好，华盛顿乐于承认其合法地位。短短百余字，句句皆西方式逻辑。 延安收到电报时，正值苏军出兵东北，战场形势翻天覆地。毛泽东阅后，沉吟良久，对董必武笑说一句：“胡先生又来‘多研究问题，少动枪杆’了。”随后，他提笔写下给傅斯年的回电，话不多：“和平诚可贵，民族独立价更高。枪杆子里出的是政权，不是争执。” 有人以为两人至此断交，实情并非如此。抗战结束后，中共派往重庆的代表团带着毛泽东亲笔“顺祝胡先生身体康健”的字条。胡适看后回赠一本新印的《容忍与自由》，扉页写了六字：“求同存异共治”。那本书今天仍在国家博物馆馆藏。 进入内战，胡适对局势的判断屡屡落空，但他始终认为“革命成本太高”。1948年冬，北平围城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润之终究选择自己道路，我也只能祝他好运。”没有怨怼，倒像两位棋友，各自布子，棋盘却是江山。 1949年5月，南京政府败退台湾。胡适登船前最后一次公开谈话说：“若中共胜了，希望他们别把我忘了，我曾是鼓励他们读书的人。”这句自嘲在当时并未被大陆媒体报道，但毛泽东后来得知后对身边人讲：“白话文改革功劳归胡适，这个不能抹。” 时间拉到1954年。毛泽东在定稿《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专门批注：“胡适考证细，有用。”同年秋，他在与柳亚子闲谈时又说：“就事论事，不因政治立场毁人所有。”一句话，既是评胡适，也似自勉。 1957年，胡适远在台北批评《蝶恋花·答李淑一》“无一句通”，岛内报纸大肆渲染。北京听到风声，有人提议公开回击。毛泽东挥手：“算了，这点口水不值钱。”话题就此结束。 1962年2月24日，胡适心脏病逝世。讣告传来时，中南海灯火阑珊。毛泽东默念了一会儿，突然问秘书：“北大那份校歌，胡适写的歌词还在吧？要好好保存，年轻学生得知道这段历史。”简单一句交代，既不是赞颂，也绝无嘲讽，却让旁人瞬间明白：那些纷争与分歧，最终都会归入学术与文化的长河，而非个人恩怨。 回到那封电报。有人笑胡适不懂中国实际，也有人批毛泽东“不肯放下武器”。但如果把电文与回电并置，会发现双方都没错：胡适看见了“文明演进”的普世路径，毛泽东洞察了“山河破碎”的当时条件。1945年的中国，没有足够平坦的舞台容纳两种治理实验，于是两条路线彼此交错，各自延伸。 今天再读电文里那句“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不由想起胡适早年的那句劝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他看来，放下武力是“小心求证”后的必然结论；而在延安看来，国土尚未统一，枪杆就必须紧握。“问题”与“主义”的对立，由此写进了20世纪中国竞争最为激烈的篇章，亦让两位曾经相惜的知识分子走向不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