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他离开了刚结婚9天的妻子，一别42年，终于踏上了从台 湾回大陆的邮轮，一下船，他便一刻不停歇地赶往老家，让他吃惊的是，年迈的妻子已经儿孙满堂，他本想默默的离去，可妻子的话却让他老泪纵横。

1946年冬天香港码头，新郎官谢汉光攥着船票回望岸上。

才过门九天的妻子站在冷风里，旗袍领子裹得严严实实。

他挤到船舷边喊了句话，汽笛声把话音吞得干净，只见妻子突然捂脸蹲在地上。

这场景老谢记了四十二年。

那年他二十五岁，带着地下党的密令去台湾，哪想到再回家已是白发苍苍。

广东丰顺谢家坳的放牛娃出息了。

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1942年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分到桂林良丰农场当技术员。

场长不知道这后生另有门道：农场仓库堆着成捆的桂林救亡日报，半夜常有穿长衫的先生翻墙进来取。

最险是1944年秋天，日本兵离城三十里，老谢把最后两名地下党员藏进运菜车，自己赶着牛车走小路，绕了七天七夜才到贵阳。

香港沦陷那年他遇见同乡阿彩。

姑娘在纱厂做工，辫子上总扎朵白兰花。

结婚刚满一礼拜，上线老陈敲开新房木门：“台湾缺个懂农业的自己人。”

当夜老谢把婚被卷进行李，天亮前留了张字条：“莫等我。”

基隆港的海风带着鱼腥味。

老谢揣着介绍信进了埔里林业所，成天扛着量尺往深山钻。

半年后他当上小组长，把三个地下党扮成伐木工招进来。

四个人砍树是幌子，真正营生是印《光明报》。

有回报社学生娃手抖，把传单落在大街上，隔天全城军警出动搜捕。

老谢把主编陈仲豪塞进运木头的闷罐车，自己留下来擦油墨机。

要命的事出在1950年开春。

台共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特务按名单抓人。

凌晨三点，老谢被拍门声惊醒，连滚带爬翻后院矮墙。

山脚下火把连成红线，他鞋跑丢了就扯树藤裹脚，在阿里山脉的原始林里躲了十七天。

饿急了嚼酸模草，有回差点被野猪拱下悬崖，全凭着农学生认得野葛根才活下来。

昏倒在邹族部落村口那日，天上飘着冻雨。

头目拿苞谷糊把他灌醒，见他十个脚趾冻得乌紫。

村里正缺识字的，听说老谢会嫁接果树，长老把死人叶依奎的户籍给了他。

从此埔里的技术员变成高山叶老汉，住竹楼喝小米酒，谁提山下事他就揉膝盖装聋。

日子像寨口的磨盘转啊转。

有寡妇给他纳过千层底，老谢卷起铺盖躲进育苗棚。

夜里他总摸着胸口发硬的地方，那里缝着阿彩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当年离港船票的碎片。

1987年深秋，部落青年捧着报纸冲进林子：“老兵能回老家了！”

七十岁的老谢抖着手填探亲表，填到“原籍”栏时，钢笔尖戳破了三层纸。

先到香港油麻地寻人，旧纱厂早改成了百货大楼。

管片警查了三天档案摇头：“您说的阿彩婶，1971年带儿子迁回广东啰。”

老谢心里咯噔一下：离家时妻子腹中有孕，竟是真的！

丰顺县新起了连排小楼。

有个穿花布衫的老太坐在巷口太阳地里，脚边滚着铁环的男娃喊她太婆。

老谢拄着拐棍走近，看见老太左耳垂的黑痣，憋了四十多年的“阿彩”卡在喉咙化成呜咽。

老太手里针线筐摔在地上，顶针滚出老远。

当年被汽笛声吞掉的话，此刻才真真切续上：“那天我喊的是...你有孩子了别硬撑，该嫁就嫁。”

屋里供着牌位。

儿子捧出泛黄的香港身份证明书，母亲栏写着“谢陈氏”。

老谢摸着每月领的120元台胞补助金存折，儿子连夜打了报告往上递。

1994年北京来了调查组，在叶依奎的户口本和老谢的党员回忆录间反复核验。

半年后省委送来大红证书，封面烫着“归队老战士”五个字。

生命最后两年，老谢天天到村小学讲故事。

孩子们爱听台湾深山里的野猴子，他总把话题绕回来：“阿里山的树根扎再深，也是连着我们武夷山的。”

1996年清明，阿彩领着全家上坟。

青石碑上并排刻着两个名字：右边是谢汉光，左边留着空白。

她指着那方空处对孙女说：“这儿是给台湾那些没名字的英雄留的。”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