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1月6日，四年前的今天，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怀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总统大选中做手脚而攻占国会山，当时那场面震撼了全世界的人。下面的视频是红砖头剪辑的<WE ARE THE CHAMPIONS>音乐视频,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党派斗争的激烈程度令人咂舌。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美国人居然再次选择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于是当年被“怀疑”偷选票赢得总统大选的拜登陷入了恐慌之中。不但如此，其他不同政治阵营的声音纷纷发出警告，称美国可能正站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混乱边缘，其长期以来赖以维持稳定与安全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正面临被无视的危险。
部分人士忧心忡忡，担心新当选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援引《叛乱法》，动用美国军队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并对所谓的 “内部敌人” 和 “激进的左翼疯子” 进行 “报复”。
正如《新共和》编辑迈克尔・托马斯基在评论卡什・帕特尔被提名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时所写的那样：“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法治被彻底颠覆的世界。” 这种末日般恐惧的指责涉及范围广泛。许多人指出，最高法院在 2023 年的裁决赋予了总统核心官方行为豁免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特朗普进行报复和复议的限制。
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理查德・布卢门撒尔等一些人认为，法律存在的漏洞是他们对未来深感担忧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们正积极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对在美国领土上部署军队施加更多的限制。
而另有一些人则将问题归咎于宪法本身，伯克利法学院院长厄文・切梅林斯基在其新书《没有民主永存：宪法如何威胁美国》中甚至提出，当下或许是制定新宪法的时候了。 然而，那些陷入恐惧和指责漩涡的人，或许应该暂且停下脚步，反思一下美国是如何走到如今这一地步的。
实际上，今日的危机历经了多年的演变，我们如今所目睹的大部分情况，尽管并非全部，但可以简单地看作是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可怕转变的进一步升级。 2002 年 1 月，白宫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口中的 “古怪” 和 “过时” 二词，至今仍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显得格外诡异。
那是在 9・11 恐怖袭击之后，乔治・W・布什政府高层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当时，美国已入侵阿富汗，并授权在古巴海湾设立一个新的拘留中心，该中心远离美国司法管辖范围，专门用于关押在 “全球反恐战争” 中抓获的俘虏。
在第一批囚犯于 1 月 11 日抵达该战俘营两周后，政府官员就开始思考，对于这些囚犯，究竟应适用哪些法律。 在布什第二任期担任司法部长的冈萨雷斯为总统提供了多种选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日内瓦公约》是否适用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对待囚犯的方式上。
冈萨雷斯在给布什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司法部的律师们得出结论，对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俘虏，答案是否定的。冈萨雷斯对此表示认同，他称：“反恐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 并告知总统，在当前背景下，战争法已然 “过时”，那些要求人道对待敌方囚犯的法律和规范在这种新型战争中显得不合时宜。
于是，布什政府决定，《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已抓获的囚犯。 这一决定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大约 780 人的无限期和任意拘留成为常态，无视法律的行为在反恐战争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全球闻名的中央情报局 “黑牢” 中出现了酷刑现象。这并非是旧法律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视为过时的唯一案例。其核心在于，认定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即便不是拥有最终权力，也占据首要地位。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曾表示，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 “声称行政权力对打赢这场战争至关重要”。国会议员们普遍表示赞同，并推动了以战争名义向更集中的行政权力的转变，为将战争事务中的部分宪法和法定权力移交给总统树立了范例。
9・11 事件发生一周后，国会通过了一项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授权总统 “对他所认定的策划、授权、实施或协助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或窝藏了这些组织或个人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武力”。此后，其他法律也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被歪曲、规避甚至违反。
国会还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行政部门的权力，该法案削弱了第四修正案对美国公民免受监视的保护。在 9・11 之前，这种保护力度一直很强，但在 9・11 之后，据布朗的《战争成本项目》报道，“这些大规模监控项目允许美国政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偶然地’收集美国人的通信、元数据和内容，并将其信息存储在数据中心和存储库中”，以所谓的更大安全之名牺牲了现有的保护措施。
不仅如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美国的执法机构还拒绝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国籍的歧视行为。例如，2002 年宣布的 “特殊登记” 要求，规定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所有男性必须向政府报到登记并采集指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该计划最终影响了来自 25 个国家的外国人。 这种对宪法保护和法律的背离并未随着布什政府的结束而终止。
尽管奥巴马总统发布了行政命令，恢复了对禁止酷刑法律的遵守，并终止了 NSEERS 项目，但在其他关键领域，并未改变过去的政策。正如历史学家凯瑟琳・奥姆斯特德所指出的，“在奥巴马执政初期，新总统表示他打算继续布什的监视政策。” 尽管对国内情报项目中的 “间谍活动程度感到惊讶”，但奥巴马的团队 “很快同意继续执行布什的大规模监视项目”。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升级了全球无人机 “定点清除” 计划，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开辟了一条削弱法律保护的道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后来被称为 “恐怖星期二” 的日子里，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会向总统提交一份可能被抓获或击毙目标的名单，媒体称之为 “暗杀名单”。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总结，奥巴马 “希望被视为一种克制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在他的两届任期内，针对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的空袭总数达 563 次，主要是无人机空袭，而布什任期内仅为 57 次。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将布什和奥巴马的反恐战略加以融合并进一步推进。尽管起初鲜有人察觉，但他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数量空前，到 2022 年，其无人机袭击次数是奥巴马时期的三倍，其中还包括对伊朗高级官员、革命卫队领导人卡西姆・索莱马尼的针对性暗杀。
政治学家米卡・曾科指出，尽管特朗普声称自己是不干涉主义者，但实际上，他 “比奥巴马更具干涉性：授权在非战场环境下，如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进行无人机袭击和特种作战突袭”。
这位第 45 任总统公然无视法律限制，将其他反恐战争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特朗普在就职后一周内就发布了一项所谓的 “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与他的前任一样，他对削弱自己所继承的广泛监控权力也未表现出任何兴趣。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将反恐战争中的手段运用到了国内事务中，尤其是在对待异见人士方面。特朗普将 “黑人的命也是命” 抗议者视为敌人，给他们贴上 “恐怖分子” 的标签。
在其第一任期伊始，他就将歧视外国人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宣布了拘留和驱逐数百万无证移民的计划，并承诺制定将移民儿童与家人分离的政策。他甚至扬言要扩大关塔那摩监狱的使用范围。
当乔・拜登成为总统后，他对特朗普执政时期反恐战争的一些过激行为进行了削减，甚至发布公告撤销了 “穆斯林禁令”。在无人机袭击方面，他大幅减少了袭击次数，使其远低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峰值。
此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还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承诺，即 “提高透明度”，以取代此前支撑酷刑项目、滥用监视和有针对性杀戮项目的过度保密措施。 然而，在特朗普的新时代，诸多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就目前而言，特朗普已承诺将本世纪初广泛的反恐权威引入国内事务，尤其是在使用武力、拘留、歧视和取消宪法保护等方面。
例如，即将上任的政府已承诺围捕、关押并监督大规模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尤其是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这可能会使缺乏正当程序且带有大规模歧视的拘留噩梦与基于国籍而非犯罪证据的怀疑相结合，这无疑是早年反恐战争的一种延续。
用 2024 年共和党竞选纲领的话说，特朗普承诺用 “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 取代国家安全，这使得 “恐怖” 和 “恐怖主义” 的模糊性进一步扩大。 如今，虽然反恐战争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焦点，但它的前提和策略却依然随处可见。总统权力因之不断扩大，再加上最高法院近期在总统任职期间的相关豁免决定，使得美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会始终不愿以重大方式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一再拒绝废除或取代 2001 年最初的《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该授权既无时间限制，也无地理限制，对敌人的定义更是缺乏精确限制。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若能超越当前混乱的局面，去设想如何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未来，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综上所述，参考特朗普的前任，特朗普并不是独裁者。如果要说特朗普独裁，那么就应该承认美国就是独裁国家，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各个都是独裁者。在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国力日渐软弱的情况下，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美国人总是期待有像普京那样的政治强人帮助他们实现伟大复兴。美国议会和法院对总统执政的约束和监督作用已大大削弱，所谓的三权分立已名存实亡，这才是美国总统独裁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