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开国门，各国外交官、资本家、商人、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家等纷纷深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少数族群聚居区。

他们在中国各地办学校、办报纸、建教堂、开矿山，传教士甚至还为一些少数族群如景颇族创造了文字。他们努力与各少数族群上层人士接触，积极吸收各族贵族子弟和青年去外国留学，通过各种渠道向边疆各少数族群灌输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为边疆各族群争取“独立”的活动提供经费、军火、顾问和外交支持。

辛亥革命后政局混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干预中国内政、鼓动边疆地区“独立”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清朝皇帝的退位无疑给一些边疆地区的政治首领提供了一个宣布“独立”的机会，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西藏的十三世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借机宣布独立。

中华民国时期内乱外患连绵不断，国家几近分裂崩溃的边缘，全国各族民众不得不在军阀战乱和日寇铁蹄下痛苦求生。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这段历史仍然令人不堪回首。

一 中华民国史与地方军阀

1．贯穿中华民国历史的三条主线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无论是初期的北洋政府，还是1928年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都面临一个在政治上重新整合国家的艰巨任务。这38年的历史是中国从传统的“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期（王柯，2001: 176），外交、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矛盾与冲突交织在一起。帝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新的国家应当如何建立？

中国的政治家、军人、思想家、各族精英人物乃至广大青年学生无不在思考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势力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分化和瓦解中国，极力把中国变为各自的殖民地。因此贯穿中华民国历史的第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多年来精心培育在中国的代理人，世上也总有一些民族败类为了自身或小集团利益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走狗，所以贯穿民国历史的第二条主线，就是中华各民族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有破就要有立，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在那些历史上曾经实行不同体制的各边疆地区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这是贯穿民国历史的第三条主线。

这三条主线汇集交叉的重要地域，就是蒙、藏、维、哈等少数族群聚居的边疆地区。

帝国主义最容易以“民族自决”口号开展分化工作的，就是这些边疆地区。

帝国主义扶植的代理人往往是这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首领，“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先后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和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自治政府”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民国时期反对分裂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同时由于边疆地区少数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