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同刘少奇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8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

红军长征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博古建议：第3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浦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3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

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

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少奇、杨尚昆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3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

抽选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徐策是1930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3军团做政治工作的。

1966年3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调查徐策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3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