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太和书院
梁士诒（1869～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祖籍广东三水，为光绪二十年进士。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受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启发,梁士诒以通达时务自勉,认真研究社会实用之学，热衷于发展中国自己的交通业和银行业,并颇有建树,是民国初期影响北洋政局交通系的开山祖师。梁士饴以多智能文,又有丰富的理财经验得到了世人的肯定，但他助推袁世凯独裁统治进而复辟帝制又遭世人的谴责，尤其在对日外交上的丧失民族立场，更是招致国人的唾弃。虽然其一生既有爱国之行,亦有卖国之举；但是瑜不掩瑕，注定其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令人扼腕叹息。
梁士饴像
一、经科“特元”，延入袁幕
梁士诒父名知鉴，字沃臣，号保三，举人出身，被誉为“三水大儒”。母亲潘氏，生有五男四女，士诒排次第二。清同治十二年(1873)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梁士饴先后就读于三水、香港和广州。清光绪十五年〈1889)，师从名儒陈梅坪在佛山书院读书，与梁启超同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人结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翌年，赴京会试，落第而归；两年后再应会试，仍不第。南归途中，逗留上海，开始倾力搜罗新书和译本，究治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与父一起入京同应礼部试，考中二甲第十五名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他与徐世昌、张謇及翰林院同仁合疏弹劾李鸿章不备而战之责。
广东佛山三水白坭岗头村——梁士诒生祠
翌年任翰林院编修。时清廷鼓励翰林回乡振兴教育，数年后可按业绩授职。他遂告假返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任协修。庚子之乱时，梁士诒回粤避乱，仍入凤冈书院主讲。1903年清廷召试经济特科。经济特科是清朝在科举取士的常科以外,奉行特诏,由各方保荐的人才应考,以甄选特殊人才。礼部尚书徐郙和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保荐梁士诒应考。徐、戴二人在考评中认为梁士诒“识智明远、朴素不浮,于中西地理、水师兵学,频年讲习,寒暑不渝”。当年5月,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主持经济特科考试,参加这次经济特科考试者共有186人。考试分为初试与复试。
光绪皇帝
初试揭晓，梁士诒获得一等第一，朝野有“特元”之誉。在复试前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进谗，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而名字末一字又与康祖诒(即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历经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太后对康、梁恨之入骨，也不细究是否确有其事，误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便不予录取。亲友恐他遭受意外,纷纷劝他离开北京,他却不为所动,采取“决不离京,绝不复试”的态度。梁士饴的笃定与决断，使其在京师士林中声名大噪，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赏识。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介绍,梁士诒被袁世凯礼聘至天津,任北洋书局总办。从此,梁士诒进入袁幕，开始为袁世凯竭智尽忠,以报答其知遇之恩。
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
以袁世凯名义编制的《北洋兵书》(又名《袁世凯兵书》)及新军操典等多出自梁士诒之手。翌年秋，清廷委任唐绍仪为议藏约的全权大臣，他奏调梁士诒出任参赞协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二人联袂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其间，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撰写详细报告，并拟出各种禁烟方案，促成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颁布《禁烟谕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梁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
袁世凯像
二、投身洋务，执掌交通
自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起自唐山止于胥各庄）通车，标志着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的起步。此后，不仅铁路，中国的航运、邮政、电报事业也日益蓬勃发展，当时称为交通四政，成为大清帝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06年11月6日，清廷增设邮传部，张百熙为尚书， 胡燏棻 、 唐绍仪为左右侍郎，统辖航、路、邮、电各业，并接管商务及各地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梁士饴任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翌年1月，梁士饴助唐绍仪督办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梁士诒任提调，主管五铁路，被称为“五路财神”，开始涉足交通领域。同年11月,他向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以为“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
唐绍仪像
该行由官商合办,股本500万两白银,其中商股六成,官股四成,邮传部的收入均作官股,邮传部主管的轮、路、电、邮四政收入均交交通银行掌握。他亲手拟订了交通银行的章程,经清廷批准后,他被派为交通银行帮理。梁士诒虽然名义上是帮理,但因交通银行由其一手操办而成,存款也主要来自他所掌握的各条铁路,因此,他轻易掌握了交通银行的实权。交通银行成立不久,邮传部将五路提调处裁撤,改设铁路总局,专管各路借款与行政，士诒任总局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他采取对外更改合同以收回主权，对内扩展线路清理积弊的措施，开始发行公债，赎回京汉铁路路权。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
交通银行上海外滩旧址——德华银行大楼
载沣痛恨袁世凯的为人，反对袁世凯的新政。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让他称疾隐居河南安阳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宣统二年（1910年）2月，梁士饴开始对铁路总局进行改组，随即考察黄河桥工，查勘广九铁路全线。在其经营铁路四年多的时间内，境内铁路在五路基础上又增加京奉、广九二线，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三路，使线路扩展10条。他借机在交通系统中安插党羽,逐渐发展成为日后影响北洋政局的交通系。宣统三年（1911年）初，清末皇族内阁成立。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他对袁世凯通过唐绍仪、梁士饴抢走了他的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系统的地盘，一直图谋报仇，便奏请撤销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
皇族内阁成员合影
三、 连环逼宫，共和元勋
是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风雨飘摇，摄政王载沣左右支绌，不得不起用三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组阁。12月8日，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负责南北和谈，梁士诒署邮传部大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清帝退位提上议事日程，但部分王公贵族、满洲大臣不愿面对现实，准备死撑到底。梁士诒为此下了几步“很”棋。1月3日，他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领衔联合驻外各公使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世凯遇刺逃脱。他顺势建议袁氏请病假不上朝，由他与内务总长赵秉钧面奏隆裕太后：“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1月26日，梁士诒使出最狠一招，授意在武昌前线的第二军统领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发电奏请清帝逊位。
段祺瑞像
就在这一天，坚决主张维护帝制的军咨使良弼被炸身死，满洲亲贵闻风丧胆，逃得逃，躲得躲，京城一派恐怖气氛。隆裕太后再召皇族会议，竟无人参加。第二天，隆裕太后召见梁士诒、赵秉钧及署理外务部大臣胡惟德说： “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里。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存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啊”！大清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端在宝座上，完全没有她姑姑慈禧太后的威严，一开口就带着哭腔，哀求这三个臣子协助维持清室优待条件。2月4日，段祺瑞等将领发布第二次通电，针对反对共和的“二三王公”发出死亡警告：“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剧照
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无奈宣布：“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从袁世凯入京到清帝退位，梁士饴作为袁世凯的核心幕僚，是整个北京城最忙的人。他以一身兼筹款、调兵、外交、文电起草等要务，代表袁世凯与隆裕太后、满洲权贵交涉，还担负起与南方联络的任务。他“手批口答，五官并用”，有半个月的时间彻夜未眠，直到清帝“退位诏下，一睡两日”。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与戴季陶等组成南方代表团，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南京就任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不想离开老巢北京，他授意已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对迎袁南下就职的专使们说:现在北方局势未定，冒然南下恐引起生变。
蔡元培像
2月29日晚7时,北洋第三镇曹锟假造兵变，为袁世凯坐镇北京“遥领”总统制造借口。3月2日,蔡元培等忧心忡忡地致电南京参议院说:“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连日袁君内巡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同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最终参议院不得不同意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大总统。5月，梁士饴兼任交通银行总理。8月下旬,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前后计13次，梁士诒不离左右。9月，袁世凯任孙中山为铁路督办，全权策划全国铁路建设，梁士诒则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袁世凯对梁士饴充分信任，经常对前来请示、汇报公务的人说:`问梁秘书长去'”。梁士诒被戏称为“二总统”。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接见各国使节
四、助纣为虐，流亡海外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刺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引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授命代表袁世凯登台致贺。梁代袁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此时，北洋政府历经唐绍仪、陆征祥内阁后，由内务总长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由于财政总长周学熙告假，梁士诒出任财政部次长并代理部务。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全体议员合影
梁士饴既掌握总统府的中枢，又控制交通财政，一时权倾朝野，有“梁财神”之雅号。他提出采用银本位,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新银元，即后来俗称的“袁大头，统一全国币制，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发展。4月26日，北洋政府以盐关税做抵押，与五国银行签下了两千五百万镑的借款合同，是为“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军备，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进攻。6月9日，袁世凯将反对“善后大借款”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梁士诒遵从袁世凯旨意，利用桑梓人脉，先挑拨胡汉民与接任广东都督陈炯明的关系，使陈炯明拥袁；继而以为父祝寿之名，回粤收买粤籍将领拥袁；再遣其胞弟梁士訏赴香港活动，促成广东军变，取消独立，瓦解了南方的反袁军事同盟。
宋教仁像
梁士饴为袁世凯挫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立下大功。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私欲膨胀，野心勃发，于民国二年(1913)8月5日，授意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违反先定宪法，再组成政党内阁，最后选举国家元首的规矩。当年10月，第一届国会采用等额选举第一届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是唯一的候选人。但他仍不放心，授命梁士诒组织公民党，以加大对国会的掌控。选举的当天，梁士饴下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派出几千名便衣军警、侦探、兵痞和“公民团”万余人包围会场，纷纷攘攘，声称：“非选出属望之总统，不许议员出门”。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面目原形毕露。前后经过三次投票,袁世凯勉强被“选”上正式大总统。梁士饴操纵了这次选举并立下汗马功劳,受到袁世凯的嘉奖。
北京天坛
当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又宣布解散国会。同年5月1日，公布“新约法”，废止1912年“临时约法”，并改官制，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将国务总理改名为“国务卿”，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袁世凯称帝野心昭然若揭。梁士诒惊诧不已，不以为然。当时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派虽同在袁世凯麾下,但相互之间争宠求荣,经常互相攻击。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矛头指向梁士诒和交通系的“五路大参案”,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台五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袁世凯玩弄帝王之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将消极帝制的梁士饴逐出总统府，让其出任税务处督办，8月，再贬任国内公债局总理。面对袁世凯的冷落和声势甚大“五路大参案”,梁士诒只好避居西山。
西山晴雪
连吃苦头的梁士饴终于悟出了“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帝制则是不要头”的道理。他急忙转换风向，于同年9月利用“交通系”雄厚的财力，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这时,袁世凯便对“五路大参案”表态了。他对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就这样被轻易了结了。梁士诒感激涕零,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袁世凯,不遗余力地为复辟帝制出钱出力。梁士诒发动组织各类请愿团，较杨度等人所组织的筹安会简便有效，立竿见影,博得袁世凯的欢心。梁士诒一跃成为帝制派的中坚人物。洪宪帝制闹剧收场后，袁世凯于民国5年（1916）6月病亡。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洪宪帝制
7月14日，北洋政府发布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8人列为祸首。梁士诒于22日远遁香港避难。1917年10月，应日本财阀涩泽和大仓的邀请，梁士诒赴日本考察受到盛大欢迎。他同日本的财阀和政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秘密洽商了在华合伙设银行、办企业等问题。这次日本之行,增加了他日后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砝码。1918年，军阀张勋率领八千辫子兵进入北京，企图恢复清王朝统治。梁士诒虽然外逃日本，但对交通银行仍有遥控能力。他指令交通银行支付巨款，支持段祺瑞率军镇压了张勋的复辟活动。段祺瑞恢复了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权，梁士诒则因借款有功而取消通缉回国。
日本富士山
五、延请组阁，黯然下台
梁士诒回国后于1918年6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他利用雄厚的财经背景，于各派军阀之间游刃有余。当时，皖系军阀段祺瑞为把直系总统冯国璋赶下台，指使亲信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收买议员政客，操纵1918年8月的国会选举。安福国会秉承段祺瑞的意旨，选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梁士诒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再次进入北洋政坛。直皖战争爆发后，在奉系的支持下，直系曹锟、吴佩孚打败皖系段祺瑞，北洋政府由直奉两系军阀控制。奉系军阀张作霖推荐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上台伊始，他雄心勃勃。然而,面对严重的财政困境,他既无点石成金之术,亦乏妙手回春之力。梁士饴无法兑现在上任之前许诺给直系300万元的军饷，引起了吴佩孚的强烈不满，潜伏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倒阁危机。
吴佩孚像
当时，一场旨在讨论一战以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正在召开。国人期望利用华盛顿会议争取美国及西方列强支持，以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一战期间日本借口向德宣战，出兵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妄图继承德国于1897年起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致使顾维钧等代表拒签巴黎和约，使其成为中日之间的一桩悬案。日本不同意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题，而由中日单独谈判，以防英美干预。12月28日，日本公使小幡借祝贺梁士诒出任总理之机,问他对山东问题有何新政策。梁士饴答以借款赎路，小幡当即表示日本愿提供贷款，以诱使他接受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主张。12月31日，梁士诒再次表态同意借日款赎回胶济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等。他电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专使与日方直接谈判。
青岛崂山——太清宫
梁士饴的贷款赎路的答复引起了一片混乱。出席华盛顿会议专使之一的顾维钧等人坚持由华盛顿会议讨论解决山东问题，而国内梁士诒总理却同意借日款赎路,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愤慨,纷纷抗议，一场轰动一时的鲁案风波席卷而来。这时,善于观察风向、利用民意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以鲁案为题通电全国,揭露梁士诒媚日卖国,“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是该路仍久日人经营,更益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呼号与代表所争执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梁士饴慌忙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是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并不限于日本一国。他还表示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
顾维钧像
面对奉系军阀力挺梁士饴，吴佩孚并未罢休。他再次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直系掀起倒阁政潮,苏赣鄂等七督起而附和,梁士诒百口莫辩。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请“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否则,“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万不得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北京各界联合会等40多个团体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1月25日,徐世昌令：国务总理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颜惠庆暂兼代理国务总理”。前后只有一个月零一天的梁士诒内阁至此终结。同日,梁士诒前往天津。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避居。同年9月,从日本返回香港。1932年2月,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至上海，段祺瑞邀请梁士诒北上共商大计。梁士诒应邀由香港到上海。1933年4月9日，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4岁。
三佛山水白坭岗头——梁士饴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