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他们不是广义上掌握了某种或某几种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在掌握一些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十分关心公共领域的事物，并且善于将其掌握的专业知识用于分析公共事务的人。

“知识”本身是中性的，不偏向于某一方，但知识分子是有主张的，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观点倾向，有的主张公权更多对社会进行干预，有的主张更多发挥社会自主。

不过总体上来说，除去为邪恶势力张目的为虎作伥者，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都是秉持着希望社会越来越好的善意。

有三种力量左右着公共领域的意见，掌权者、普通人、知识分子。

一个典型的劣等公共领域的模型中，掌权者是顽固的，普通人是麻木的，知识分子是骄矜的。也正因如此，这三种力量才互相视若仇雠。

公权力视普通人为马牛猪羊，自视牧羊者；视知识分子为麻烦制造者，希望他们在马牛猪羊当中越少越好。

普通人既认为掌权者在利益分配中捞到绝大多数好处，可遇到麻烦又只会乞求掌权者多分一杯羹；既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时候与掌权者沆瀣一气，求助无门的时候又只好央求知识分子为其发声。

知识分子并没有敌视掌权者的意思，但总是戳掌权者的蹩脚，让其难受；并没有蔑视普通人的意思，却又往往自视清高，脱离群众。

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面临着“污名化”的现象。

在社交网络上，有“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种说法，这个词正在变成一个可笑、可怜甚至是骂人的词汇。

尽管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并没有对此有多么在意，因为他们大多也不怎么参与国内的封闭式社交网络，但它确实也影响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认知，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语言。

首先明确一点，知识分子并不都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掌握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并热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才能叫公共知识分子。

按照这个定义，仅仅关注公共事务，却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不能算作公共知识分子。

比如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黑人男子佛洛依德遭暴力执法后死亡，美职篮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呼吁社会关注此事，詹姆斯对社会的呼吁无疑将鼓舞更多的人投入平权运动的斗争中去。

但詹姆斯并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再多的社会事务发声，也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为他不符合具备公共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一条件。

类似的还有，爱因斯坦到达美国之后，曾经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提到德国正在发展一种新式且极具威力的炸弹，建议美国尽早开展相关研究，以遏制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但爱因斯坦并不同意将当时新发现的核裂变用于武器，为此他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共同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告核武器的危险性，表明反对核武器的态度。

但爱因斯坦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只具备物理专业领域的知识，并未涉足社会管理领域，他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也仅限于自身的专业领域，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同时具备以上两种条件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存在的。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是一名作家，他主张人人都应该凭良心说真话。

1968年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哈维尔利用在电台工作的机会，向世界如实播报苏军肆虐捷克街头的情形。

1977年，哈维尔给最高领导人胡萨克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性的扭曲和制度的腐败，建议继续搞改革。由是，他被判处了十四个月徒刑，后又被加刑到四年半。

这让哈维尔声名大噪，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许多年轻人都受到他作品的鼓舞。

哈维尔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具备公共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公共事务非常关注，不惜以命相博，来换取社会的进步。

曾经著有《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等书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女士，早年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她的著作曾经被《南方周末》、《新京报》、新浪网等媒体评价为2009年度图书。

近年来，她也在网络上遭到了攻击，被称为“公知”，甚至还有人蔑称“母知”。

为此，刘瑜女士曾经表示，她曾经不想承认自己是“公知”，因为觉得自己的学问还不够当知识分子，但自从“公知”变成一个坏词之后，反而频繁地称呼自己为“公知”，这个群体在设定公共议题、引领价值走向方面的功能不但不会丧失，而且还越来越强大，越骂越有力。

像托克维尔、卢梭、孟德斯鸠、萨特、克鲁格曼这样的人，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对公共的影响力也极大，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在“公知”被污名化的今天，也很少有人直接把矛头对准这些历史天空中的灿烂繁星。

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当代有这样的人，即使如刘瑜女士这样致力于研究公共领域的学者也是不多的。

“公知”这个群体指向的人，更多是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有一定的洞察力，有一点基本的知识储备。

如果严格算起来，他们甚至不算“知识分子”，仅仅是比较“公共”而已。我们并不是说，要关心公共事务，就必须具备公共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因为公共事务本身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大致来说，公共事务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的背景，仅仅依靠基本常识就可以分清楚对错的。

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只要勤于思考，就能看出来一件事情的各个参与方谁对谁错。

比如：判断一起有重大程序违法情形的冤案，办案机关是否有错；判断一个医生揭露某地方企业生产的保健品黑幕而遭到跨省拘捕，这个地方企业有没有责任等等。

在一部分问题上，大部分人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仅仅凭借常识和良心就能分辨。

第二种公共事务，就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背景，比如：判断一种石化产品的生产工厂是否有环保问题，判断一种传染病的来源问题，还包括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是加强政府干预还是扩大自由市场，都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说清楚的。

事实上，很多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在一些需要专业知识背景的问题上，也非常轻率地发言，导致人们认为他们说话不负责任。

当中也有不少人一贯以情绪化的语言渲染观点，不仅问题没说清楚，反而让人觉得是撒气，面对不同观点的表现也经常是暴跳如雷，让人心生反感。

还有一些人对具体问题不进行深入明白的具体分析，仅仅是笼统的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社会管理体系的糟糕，不管遇到任何事情，说到最后就是在批评管理者，甚至完全不进行分析，直接强行联系到批评管理者，被听众认为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被管理者认为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当然，如果仅仅是批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助于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改进自己的言行。

现实中许多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既不要因为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达不到公共知识分子应该达到的标准，就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又问题；也不要因为“公知”群体里出现一些不堪的个体，就来批判“公知”整个群体；更不要因为不希望看到人们关心某些公共事务，就把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扣上“公知”的帽子，大肆攻击。

在中文公共社交平台上，大众总是对发言者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这与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基底分不开。

自古以来，社会教化总是要求人们，关心公共事务之前必须先进行自身的道德修行，仿佛只有道德上的完人才有资格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其实这是非常有害的文化糟粕，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多修身就必然少治国，既修道又治国的圣人，根本不存在，即使孔圣人自己，也根本不是道德天尊。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文化流传下来，深深印在了很多人的心底。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在发表观点之前，私生活也必须无可挑剔，人们总是不加鉴别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更有一些人，为了“搞倒”、“搞臭”一两个勤于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不惜花费成本组织舆论，批判他们在私生活上的瑕疵，甚至动用公器诽谤诬陷，目的就在于让他们在公共领域闭嘴。

不管是发自内心的天然逻辑，还是被巨大的外部声量强加的逻辑，人们便也不自觉地把私德和公理混为一谈，私德出了问题，就认为观点也是错误，某一方面的观点不够完善，所有观点都值得怀疑。

那些攻击污名化“公知”群体的人，特别善于抓住或是私德、或是知识水平的短板和漏洞，转而攻击全体关心公共事务的人。

这种行为模式和擅长地域攻击的人非常类似，“地域黑”的人以某省份一两个为非作歹的人进而攻击整个省份。

更要命的是，采用这种辩论技巧，确实战无不胜。因为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一些私德不够完美的人，或者说话不够严谨的人。

随着对“公知”展开攻击的集团化、密集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也就有越来越多的被攻击对象从公共言论世界消失。

而且攻击并非从低水平的、或者漏洞多的开始，而是“高标准”、“严要求”，从知识分子群体的顶端开始，水平越高，在公共领域消失得越早。当高水平的都消失了，剩下一些低水平的，似乎就更加显得“公知”这个群体是破败不堪。

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污名化“公知”的人也好，总有他们的受众。

当初“公知”能够风行公共言论空间，也就是因为受众广大，很多普通人也确实需要有公共知识分子来填补他们缺失的社会话语权。

几年过去，普通人的社会话语权并没有增加，反而是越来越少，但“公知”也越来越式微，不仅是那些有组织、有准备的攻击“公知”的人在不遗余力的对每一个试图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展开批判，许多普通人也加入这个潮流，在各种场合对“公知”展开嘲讽、诋毁，最终让“公知”变成一个可笑又可怜的词。

受众变了吗？受众为什么变了呢？其实，受众并没有变，而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变了，导致参与最主流信息传播途径的群体发生了变化。

关注公共事务，并且还要有渠道发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社会中下层或者底层不大可能达到如此高的受教育程度。另外还要有发声的渠道，普通人根本不具备任何社会公共话语权，能够渠道发声的人必定也是与社会权力分配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都是广义上的“体制内”人员。他们不仅有话语渠道，甚至他们也是其背后一派掌握（或掌握部分）权力的代言人。

他们的身份、职业、地位，与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有很大的差距，而他们自身也没有努力去融入群众。

十多年前，当网络开始在大学生、城市中产阶级等群体中普及，当时的网民受众绝大多数也都是与“公知”们有相似经历和背景的人。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发声，很容易引起这些具备相似背景人群的共鸣。

十多年之后，网络技术翻天覆地，参与公共言论空间的人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社会中下层乃至社会底层的人加入了网民行列，年龄结构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很多网民涉世不深、文化不高，本身就与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毫无交集。他们不仅缺失社会公共话语权，更缺失自我身份认同。

从小浸淫其中的集体主义臆念，让他们更容易在一种虚妄的集体当中找寻那种集体的虚假“自我”，来占据本应当是真实本我所占据的心理空间。而攻击“公知”的人似乎比“公知”更加了解他们的心态。

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奔走呼号，帮助底层社会解决不公，也比不上回避社会不公，以集体代替个体的妄想。由此，“公知”被推上了“集体”的反面，从当初的私德有亏、水平不足，又加了一条更加“严重”的“罪名”——反对集体。

事实上，参与公共事务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每个公民基本的权利甚至是义务，与是否有知识，是否是公共知识分子，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今伴随着污名化“公知”的，是对于为公共事务发声的系统性打击，只要有人试图为公共事务发声，就被污名为“公知”，连一些影视明星为社会的不公说几句话，都被人攻击为“想当公知”。

“公知”污名化之后，对于不同意见的打击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对于不想看到的言论，只要将其打为“典型的公知意见”，言下之意是，公知说的都是错的。

其实，对于“公知”的污名化，不仅表现在有人蓄意地、有组织地攻击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也体现出了当下的阶层撕裂，社会固化，对立严重。

也正因为此，那些因此而被钉在社会底层的人，才能够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世界里，抒发着集体化的妄念。

以反智手段来煽动最底层，进而引导他们攻击试图为最底层发声的群体，这种套路在人类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

而那些因为自己缺乏正义感，也要阻挠别人实现正义感的人，挺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