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朝代只有一个京都，但是明朝的时候为什么要设立两个京都呢，还设立专门管理两京的两京制呢？

“两京”顾名思义就是说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而明代时期的两个首都分别是南京和北京。

而两京制最早是由明朝初期的建国皇帝朱元璋所提出来的。明朝成立之后，他将京都定在南京。

明朝时期的南京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经济发展也十分繁荣，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因为当时经常作乱的蒙元余党就出自北部的边疆地区，而当时的南京和北部边疆地区距离非常远，不利于当时明朝抵御外敌的军事部署。而当时的朱元璋明白要想让国家稳定，在那里设立京都是十分重要的。

京都也是戍守边境的首要任务，所以朱元璋决定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再重新选择一个城市设为新都，而将南京设为第二都城。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南北实行两京制的想法十分用心。

为了寻找合适的新都地点，朱元璋还让太子朱标去往西安进行考察，只是朱标英年早逝，所以建立新都这一事情也就耽搁了下来。

而当时明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重心南移，造成的“北兵、南财”，二者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针对这种矛盾的局势，两京制便出现了。

众所周知，在明朝时期规定皇帝可以在60岁的时候成为“太上皇”，然后继续坐镇京师，教导下一任太子。以保证下一任太子有足够的执政经验，同时确保南北两京的正常循环。

在这种制度下，差不多二十多年，南北两京就会轮回一次。二十年的间隔时间，也保证北方的熊兵和南方的财富中的都不会失控，都会在国家的管理统治之下。

因此两京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解决了当时明朝所面临的矛盾问题。

朱元璋去世之后，明成祖朱棣上位，占据了南京，成为了大明王朝新一任的皇帝。朱棣考虑到之前北平是他作为藩王时期的封地，所以正式将明朝迁都前往北京，也就有了“天子守国门”的这一说法。

虽然当时很多大臣、百姓都反对朱棣的迁都行为，但是朱棣的这一举措在政治层面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从历朝历代的历史来看，如果统治中心远离边疆外敌，往往都会因为苟且偷生、“天高皇帝远”这些心理产生巨大的外患影响。

所以当时的朱棣力排众议，坚持将明朝的京都迁往北京，这样也有利于控制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也能更好地控制全国地区。

朱棣

因为朱棣也深刻明白，巩固统治对于一个朝代的社会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而都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朱棣对于南京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视的，因此朱棣也在南京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而当时作为留都的南京与北京两个都城共同发展，相互效仿。明朝时期的两京制度既能稳定北方边疆，又能控制广阔的南方地区，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之一。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当时的南京仍然可以称为世界最大的首都，并且南京也一直都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虽然当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了留都，政治功能和之前朱元璋在位期间相比被削弱了很多，但是南京在南方乃至全国的地位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明朝才确立了两京制度的格局。到了明英宗上位之后，他认清了定都北京的必要性，两京制度在这个时候最终被确立了下来。

明英宗

最终，在明英宗的多番考量下，北京成为了大明的新首都，而前首都南京则被确立为“留都”。在诏书中这样记载道：“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此外，当时的留都南京也设有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这些重要机构，且当时南京的那些官员级别和北京的官员级别也是相同的，所以将南京设为留都也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

南京设为留都之后，那些留在南京的官员政治才能被严重的限制，党争日益严重，在北京失意的官员也大多集中在南京。

一时间，南京汇聚了大量的反对派，两党各据一京，互相使绊子互相争斗。如此巨大规模的党派之争，让官员们的精神和日常工作都陷入了巨大的内耗。

北京地区有皇帝压制尚且还好，而整个南京官员在无人压制的情况下，彻底甩开政务，投身党派斗争中。

长期以往，明朝朝廷失去了很多的可用之才，大臣们都扎头于党派斗争中，变得事鼠目寸光，统治者也无法在大臣的配合下制定出正确的统治方针政策，明朝统治趋于瓦解。

我们再从南京管辖区域的大小来看，留都南京的行政机构管辖区域，当时仅限于南京地区和南京直隶地区，实际上和当时地方各级的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南京的官员在他的辖区范围内行使职权的时候，往往还需要经过首都北京的中央机构同意之后才能实施。

并且留都南京行政机构所呈递给天子的奏章，还要经过首都北京的相关部门附议之后，他们确认无误后才能传递给皇帝，然后有皇帝下达诏令，最后由北京的行政机构任命南京的相关机构落实实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南京行政体系，不过是一个执行机构而已。作为新京都的北京，却掌握着当时明朝真正的决策权利，当时的南京与北京的权力划分也很清楚，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

那么，明朝时期的两京制度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我们都知道，封建王朝的主要构件是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都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所着想，因此地主阶级与平民阶级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皇权与与地主阶级却是相互依存的，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原因。

商业的崛起会动摇地主阶层的利益，使皇权变得不稳，皇权建立在地主阶层之上，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杀了那些官员，动摇了朝廷赖以生存的地主阶层，皇权就会动摇。

到那时，各地农民百姓很有可能纷纷起义，而朝政也会因此变得分崩离析。

而明朝末期的皇帝崇祯也不是一个软弱的性子，虽然崇祯皇帝随着祖先朱元璋的脚步，用杀的方式想办法抑制皇朝的衰落，但是却没有解决明朝的根本问题，也没有能拯救大明王朝。

当时明朝末年时期，两京制度也使得明朝统治的成本急剧增加。当时明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更是没有办法和先前的汉唐宋相比，甚至有夸张的说法称，明朝的财政收入只有当时宋朝的一半。

与之前疆域超大的元朝也无法相比，而与清朝相比，明朝的财政更是只有清朝的三分之一不到。

明朝末年更是流民无数，动乱四起。而当时的流民因为天灾人祸的影响，百姓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得流离失所，四处迁移。

而这些流民在官府看来，这些留民就像一些一颗颗的定时炸弹，是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不安全因素。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是农业生产，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如果生活安定富足的话，谁又愿意成为一个流民呢？

因为大量的平民逃离了自己曾经的家园，形成了一个很长的流民队伍。

与此同时，明朝末年，地方上的官吏贪污腐败，地主崛起，展开了贪婪的土地兼并，无数靠着耕作的农民被强行霸占的土地，失去了他们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天灾人祸”这个词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从明朝初期以来，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都是“南重北轻”的，当时北京周围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朝廷还需要通过从数千里以外的南方地区，掉配资源来供养北京的子民。

而我们都知道古代时候，运输行业并不发达，所以从数千里以外的南方运输粮食，这个成本是耗费巨大的，也加重了当时百姓的负担。

在明末时期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压迫之下，老百姓们逐渐没了斗志，且明朝末年时期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庞大的官僚机构腐朽至极，人心皆失。

但是明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的统一，保持南北发展平衡，坚持在耗费如此大的成本之下实行南调北收。

由此可见明朝初期到明朝末期所实行的两京制度，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的经济文化需求发展，同时为了抵御边疆外敌的入侵，以及制定最合理的军事战略部署而衍生出来的制度。

但是一个制度有利就有弊，随着南京和北京党争日益严重，且南北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脚步不统一，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高、有低，这些都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