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高度概括大寨在76年后的情况：它倒霉就倒霉在当了“政治典型”。这句话，套在陈永贵后半生也特别合适。那么多高帽子落在大寨和陈永贵头上，就注定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反噬。

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只要“政治化”了，那它的命运就将随波逐流，好坏对错会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变换。大寨人和大寨干部在那十多年得了倾盆大雨般的赞扬和羡慕，在这之后就会有多少责问和谩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有的大寨人说：那十多年的经历好像一场梦。对此，陈永贵是最有感触、最有发言权的。陈永贵曾被人称作“文盲宰相”，这话他自己认，但他从不自卑，反而很骄傲，因为他有毛主席的爱护。古今中外几千年，哪有毛主席这样的领袖，把农民推到这么高的位置。

陈永贵在副总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就已经有追究他跟大寨的问题的苗头。他下台后，这个势头愈发明显，到达一种让他无法申辩的地步。幸好得到李先念等老干部的力挺和帮助，陈永贵才安享晚年，没有遭难。可是大寨怎么办？

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经验是没错的，是人类世界的瑰宝，但是除这些“虚”之外的“实”——即各种活动、建设工程等，就因为时代的剧变，出现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例如昔阳县有个西水东调工程，耗费5000万巨资，当地群众为了建设好它吃了五六年的苦，结果快要搞成时，出了岔子，设备生锈、相关用地废弃。

陈永贵十分伤心和痛心，他自觉生前不能推动和见到这场工程完成，便对来看望的原昔阳县干部说：“我死了以后，你们有机会要把昔阳的一些事澄清，看能不能把西水东调工程继续下去，这对昔阳来说，是真正的造福千秋。”

陈永贵晚年常常说到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些有什么错，我都承担。”1985年7月，他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但他并不关心自己的死活，他更在意昔阳、在意大寨。1968年，铺天盖地的宣传，提出要“重新认识大寨”。到80年后，人们不自觉地又开始 “重新认识大寨”。

大寨变了吗？大寨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大寨，只是时代变了。陈永贵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批都行，但是涉及到大寨和昔阳就不行，他不能接受。对他而言，大寨和昔阳就像毛主席留下的一份时代遗产。

刚开始，陈永贵看到大寨和昔阳的坏话时，脸色铁青，激动地找上高级领导的门谈话。可是谈完回来后，他的脸色也没有好看起来。当时他的秘书说：“四人帮那时候也不敢对大寨这样啊！”他没有接话。

最后，陈永贵不再激动、恼怒和愤慨，只是整天愁眉苦脸，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下台的他也什么都办不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对来看望的大寨书记长叹道：“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希望不要再牵连谁，不要再波及那些工程了。”

而陈永贵去世的前后几年，中央几次拨款，对昔阳的一些工程进行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