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在追《我在他乡挺好的》（以下简称《他乡》）的过程中，默默将许言（孙千 饰）和沈子畅（泰乐 饰）的戏份跳了又跳？

又有多少人，始终对《理想之城》里吴红玫（高叶 饰）和张小北（代旭 饰）的故事耿耿于怀？

如果用“真不真”的标准去衡量这两对人物，那观众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太多普通人的影子：工作普通、收入一般、为买房所累，费力挣扎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代入感肯定是有的。所以，当许言哭着对沈子畅说出告别宣言时，许多人跟着红了眼眶；当吴红玫干脆利落地同小北离婚时，观众即便早有准备，却也没法欣然接受；等到吴红玫和董事长赵显坤（于和伟 饰）的恋情初见端倪，弹幕上果然骂起了娘……

我们能从中看出两种有趣的审美趋向：

其一，人们渴望代入感，但偶尔又逃避它。尤其像许言、吴红玫这样为生活奔波，把日子过得一团糟的人，观众不爱看。

其二，人们有择偶洁癖。许言最终选择离开北京，离开沈子畅，回故乡工作，买心心念念的大房子，得到了观众的理解和支持；吴红玫在上海租起了高级公寓，和相差二十岁的董事长暧昧，实现阶级跃升指日可待，却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

文艺作品是一面镜子，倘若我们沿着上述思路继续延伸，无疑能发现当下年轻观众更多的观剧喜好。

作为《他乡》和《理想之城》两部剧中过得最憋屈的两个男性角色，沈子畅和张小北在舆情上收获了相同的待遇：都在初期遭遇过猛烈吐槽，且在落幕时收获了理解或同情。

他们生而平凡，没有过人的才华，无法在短期内靠收入改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能满足女朋友的物质追求，甚至还经常让她们在朋友面前丢面儿。因此，这俩人得到的评价是：这样的男朋友不分等着干啥。

是的，贫穷是原罪，平凡不可饶恕，明知没法和女朋友过上更好的日子，还安于现状，那就是罪上加罪。

哪怕沈子畅家里在二环内有套房，他也没有躺平的资格；哪怕小北在几年间攒了50万元，他仍不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事实上，如果放在现实中，他们的条件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同性。但在剧里，优秀的人太多，他们连及格线都达不到。

不只是他们，观众对女性也是一样的标准。

许言虽然收入不高，但格外喜欢包包，甚至愿意为一个名牌花费全部的积蓄，没少为这事跟沈子畅吵架，因此得到了“作女”的称号。

吴红玫是人大硕士毕业，在人事部兢兢业业工作四年都没能升职，还要频繁面对领导的冷嘲热讽。她有着更高的追求，却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怨天尤人，被认为是“能力跟不上欲望”的典型。

不同的是，许言敢于自省，不仅放弃了对包包的执念，也放了男朋友自由，算有个体面的结局；吴红玫凭借一次系鞋带和一碗面征服董事长，迎来了新的人生。

董事长的扮演者于和伟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解释：“像赵显坤这样的男人，需要这样一个类型的女人，去给他温暖。我觉得他们可以契合得上。”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服众，靠另一半逆袭终究不能得到观众认可，吴红玫这个角色招致了更猛烈的抨击。

可见，观众对角色的择偶标准、生活品质、奋斗路线等多个方面把关都很严。剧中的人物不能平凡，更不能躺平，必须具有上进心，且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逆袭，绝不能投机取巧，做“德不配位”的人。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躺平，但从此脱离观众的视线，那人们仍然愿意送上同情和理解的目光。

在《他乡》中，许言和沈子畅为了买房结婚，开启了攒钱模式，衣食住行样样节省。最典型的是，沈子畅戒了可乐，许言戒了奶茶。

在《理想之城》里，吴红玫和张小北为了买房扎根，精打细算到了极致。住最破的房子，吃最便宜的菜，能坐公交绝不坐地铁，出去吃个麻辣烫就算款待自己了。

沈子畅为了攒钱，以各种理由拒绝参与朋友的饭局，被人看成“妻管严”，丢了面子；张小北攒够了优惠券，请苏筱（孙俪 饰）和吴红玫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发现优惠券不能使用后临时反悔，让苏筱白跑一趟，也让吴红玫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存下来的是钱，消耗掉的是尊严，两者就这样被简单地对立起来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攒钱主义和激进的消费主义之间的对垒从没有停止过。你看到多少人以“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挣出来的”之名让你消费，就有多少人苦口婆心地劝你攒钱。

这就是普通人的现实困境，总要舍弃一头。张小北一次次在小钱上消耗掉自己的尊严，最后在上海买了房，安了家；沈子畅选择跟随自己的内心，过想过的生活，但可以预见的是，他将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断面对因买不起房子而带来的尴尬。

对很多观众来说，生活艰苦、工作艰难、爱情艰辛，荧屏上全是有钱人可怎么行？自然要寻求代入感。但既然代入了人物，又怎能容忍TA继续失败。于是，干净无毒的安慰剂也不能少。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朴素愿望：生活已经很难了，就不能让那些代表着我们的普通人，在影视剧里有尊严地活着吗？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荧屏上全是安慰剂，那想想也挺无聊的。

【文/许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