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朝日之间在日本数次挑衅下，激化出“江华岛事件”。日本遂以此为借口大军压境，并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
据此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取了免关税待遇，并得到了类似租界的居留地。除此之外该条约最关键的内容是“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也被学界视为现代东亚史的起点。
看似符合“各国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罔顾了一个事实 -- 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虽然大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于列强，但在东亚还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霸主。日本这么做就是故意针对大清，为日后的摊牌做试探和准备。
那么大清知道朝日冲突以及议约的事情么？
从朝日开始军事摩擦，朝鲜就将相关事项汇报给了大清并请求帮助。其次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有主动挑衅，要求总理衙门派遣官员参与朝日议约谈判。但是清廷的反应却是，“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在李鸿章的眼里参与纷争只会拖累大清，他认为明朝援朝抗倭就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不过短视的锅不能全扣在李鸿章一人头上。此时的大清虽已与西方接触了几十年，但从头到脚依然是个古代皇朝，朝廷和中枢的世界观也依旧是“天朝和蛮夷”。
除此之外对于近邻间纷争的看法，还是秉持“外夷人在于夷境犯事，天朝例不究问”，清廷一厢情愿的认为日本捞到好处（赔款或者土地）后就会退回。
然而日本却如列强一般，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向朝鲜大力渗透。特别是日本竖了个“帮助朝鲜脱离大清独立”的大旗，既让清廷在国际舆论上被动，也在朝鲜内部削弱清廷的影响以及加深仇视。
眼瞅着日本撬自己的藩属国却毫无办法的大清，在1882年7月23日获得一个的反攻机会。
朝鲜王李熙的生父李昰应（大院君）利用民众和旧军士兵的怨气发动“壬午兵变”。不仅从外戚闵氏手中夺回了大权，还攻打了日本公使馆杀死了七名日本军事教官。
清廷赶在日本做出反应前，派吴长庆率三千清军抵达汉城平息叛乱并控制了朝鲜王廷。但让清廷尴尬的是，并不能借这个机会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
想把日本逐出朝鲜，要么大清对日宣战，要么朝鲜按照大清的意图下达“逐客令”。战争是很难做出的决定，而朝鲜能完全听命于大清么？
千年来的藩属政策，让中原皇朝对外藩更侧重于是否称臣而不是“控制和影响”。和外藩之间大多只是行册封礼，而不是派遣军队、督抚参与管理或签订各类约束性的条约。简单说大清对于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大。
此时朝鲜和日本之间已有《江华岛条约》，朝鲜很难做出违约的决定。另外因为日本的渗透，朝鲜内部也有相当的势力希望通过日本来掣肘大清，甚至是实现“独立”。
因此清廷只能退了一步，在朝鲜长期驻军震慑日本。而日本的应对则是继续打着“帮助朝鲜独立”的旗号，在朝肆意扶植亲日势力。
1883年末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认为大清将无暇顾及朝鲜，遂资助朝鲜“独立党”在1984年12月4日晚发动了“甲申政变”，试图在朝鲜组建一个亲日政府。
不过后续还未展开，第二天政变就被率军驻守朝鲜的袁世凯给剿平了并趁机把日本驻使人员赶出了汉城。然后清廷又陷入了被动和尴尬之中。
首先日本当着清军的面以保护侨民为由，向汉城增援了两千日军。其次日本以将与大清另行谈判为由，将大清排斥在朝、日谈判之外。以上清廷虽未正式表态同意，但是在事实上默认了。
并不是在朝日军实力更雄厚，当时袁世凯手头就有三千驻军，政变后清廷又急调吴大征率五千清军入朝增援，清军实力远强于日军。
清廷之所以这样，首先还是前文提到的“天下观”未变，短视并不愿意陷入外夷的纠葛之中，几年时间里也没想过和朝鲜签署一个防御性或联盟性的条约。其次此时的大清在中法战争已落入下风，不敢也不愿意为藩属国发起另一场战争。
最后《江华岛条约》中的“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让清廷没有直接干预的理由。若强行以宗藩关系干涉其中，清廷又觉得在国际舆论中底气不足，得不到西方各国的支持而不愿意。
清廷的尴尬表现，一让自己的藩属心灰意冷，二是让日本在后续的日清谈判中变本加厉、毫不让步，而清廷则在潜移默化间也放低了自己的身段和要求。1895年双方在天津的第一次谈判，日方提出的条件之一居然是“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清军从汉城撤退”。
最终日清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主要为以下三条：
1．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日后朝鲜国内若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前需告知对方。
清廷正式承认了日本拥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清廷不可能不知道这条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同意。除了谈判自居弱势外，还有另一种短视，认为自己出兵朝鲜的速度更快（当时日本需三天，清军只需要一天半），能够占得先机进而压制住日本。
1889年清廷又“被动”干了件蠢事，“防谷令事件”。
由于日本商人囤积和抢购米麦，使得朝鲜粮价格飞涨。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给日本商人带来不小的损失。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朝鲜宣布了调查结果，朝鲜王廷并不知情，赵秉式是在执行袁世凯的命令。
这事其实清廷也不知情，因为皇朝落后的管理水平，朝廷无法对各督抚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督察。一般只会定个原则性的框架，然后放权督抚，事后根据结果来处罚或奖励。这么做朝廷既解决了管理难题，又把责任和锅扔了出去。
然而环境和时代变了。
对于外界而言，清廷不愿意更为深入的干涉、控制朝鲜，喊着“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却又要抖“太上皇”的威风。这让清廷既没捞到实惠，又在舆论里落入了下风。此事也成了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的重要口实（另一个是“金玉均暗杀事件”）。
加上十几年过去，日本的国力虽然还是不如大清，但差距已不再悬殊。因此日本开始制定“征清大作战构想”（考虑了胜、平、败三种情况），作为对比，此时的大清对于日本没有任何长远计划。
1893年朝鲜的“东学党之变”成了日本动手的契机。
朝鲜向清廷发出派兵镇压的请求后，清廷方面实际很清楚日本会根据条约出兵，只是不清楚日本会出多少兵。
袁世凯的判断是“即使日本派兵，也不过和前两次一样，来个二三百人保护其使馆安全”，因此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派军入朝增援。
6月6日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清廷应朝鲜政府请求将派军入朝协助镇压叛乱（随后清廷分三批派遣2500人入朝）。当日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根据条约日本政府“拟派一队兵”入朝。
结果让清廷大跌眼镜，日本派了六艘军舰和一个混成旅团八千人。清廷之前的出兵速度快，能够占得先机，宛若一个笑话。为此清廷不得不紧急增兵，但是即便如此清廷仍未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觉得日本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当时日本政局非常不稳（伊藤博文政府因与英国之间的修约谈判进展缓慢而被激烈攻击），清廷认为伊藤博文不会在这个当头给天皇找麻烦。而此时的伊藤博文并不在乎天皇态度，他更需要挑起战争来转移视线。
不过这是以皇权为核心的皇朝难以理解的，可以用一个故事来注解清廷的这种心理。
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式时，发生了民众因为互相推挤而造成踩死3000余人的大惨剧。李鸿章曾问沙俄财政大臣维特：“陛下是不知道这些的，对不对？”维特回答：“陛下一切都知道”。李鸿章听后十分吃惊：“我弄不懂这么做的意义，我做总督的时候有1000万人死于瘟疫，但我国的皇帝陛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拿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去让皇帝陛下劳神呢？”
在清廷以“纵非有心生事，亦恐擦枪走火”为由要求日、清同时撤军的过程中，7月23日晚，日军混成旅团第一大队袭击了朝鲜王宫，重新迎回大院君执掌政权。7月25日大院君更换了内阁，向清廷驻朝鲜公使唐绍仪通告朝鲜单方面废弃与清朝之间存在的所有外交条约，并且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所有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所有舰只立即撤退。
至此对于已做好一切准备的日军来说，战争已在大清的懵懂无知中开始了。
北风飘雪
不得不说当年的清庭真是蠢啊，几十年时间都没转变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