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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志》的编纂体系中，潘濬的列传归属堪称一桩耐人寻味的史家笔法。这位先后效力于刘表、刘备、孙权三主的荆州名士，最终被陈寿归入吴书而非蜀书。这一看似简单的归类背后，既折射出汉末士人游离于正统之外的生存智慧，也暗含史家对三国格局的深层认知。
潘濬的仕宦轨迹勾勒出汉末士人特有的政治智慧。他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袭取荆州时选择归附，看似是政治立场的反复，实则体现了士族阶层对生存本位的坚守。当刘备败走夷陵，荆州士族面临存亡抉择时，潘濬以"江陵城未可攻也"的谏言展现务实态度，这种超越道德评判的生存理性，正是乱世士人的典型特征。史载其在吴国"综核郡事，决断如流"，更印证了士人政治智慧的多维性。
陈寿将潘濬归入吴书的抉择，暗含对政治实体实际存续的认可标准。建安二十四年后的荆州已属孙权实控，潘濬在吴国历任辅军中郎将、奋威将军，最终官至太常封刘阳侯。相较其在刘备麾下仅为治中从事的短暂经历，其政治生命的黄金期显然在东吴。这种以实际政治归属而非道德立场为标准的书写策略，体现了陈寿作为史家的客观立场。
从更宏大的历史维度看，潘濬的归属折射出三国时代士人命运的典型图景。当汉室倾颓已成定局，士人们不得不在割据势力间寻求生存空间。诸葛瑾、步骘等北士南迁，张昭、顾雍等江东士族崛起，共同构成东吴政权的士人网络。潘濬以荆州名士身份融入这个网络，恰是三国时期人才流动的缩影。这种流动不仅改变个人命运，更重塑着地域政治格局。
史书中的一字之归，往往暗藏历史认知的密码。潘濬入吴书的个案，既是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如实记录，更是对三国政治生态的深度诠释。当我们在千年后重审这段历史，或许更能理解陈寿笔法的精微：在王朝正统之外，历史书写更需要关注政治实体的实际运作与士人群体的生存智慧。这种超越道德评判的历史观照，恰是《三国志》历久弥新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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