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热播58集电视连续《汉武大帝》，其中提到了汉景帝时爆发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首脑是吴王刘濞。吴王早就蓄谋夺取朝廷大权。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纠合楚王、赵王等6国一同起兵，反叛朝廷。此时，汉景帝听信谗言，错杀了坚持反分裂的忠臣晁错，企图以此不战而退叛军，岂料叛军气焰更为嚣张，汉景帝这才下决心以武力平叛。
临危受命定乾坤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叛乱的主要军事统帅。他是诛吕安刘的功臣绛侯周勃的次子，是一员深晓韬略的军事家。汉文帝时，他屯军细柳（今陕西西安北），防备匈奴。汉文帝劳军时，他以治军严谨一度博得文帝的赞誉，说：
“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以往之意）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
汉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吴楚七国举兵反叛汉中央政权时，汉景帝就任命他担任进击吴、楚军统帅的重任。周亚夫向汉景帝汇报自己的策略说：“吴、楚军队强悍，我军难于强攻，请求朝廷同意将梁地暂时放弃，然后想办法截断叛军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服叛军了。”汉景帝同意了这一方案。
周亚夫率军出发，准备前往荥阳与诸将会师。行军至灞上，赵涉拦住周亚夫，向他建议道：“大将军此次讨伐吴、楚叛军，事关重大，如果胜利了，朝廷得以安宁，万一不顺利，天下从此难得太平。不知道您能不能听一听我的意见？”周亚夫赶紧下车，向赵涉行礼，询问其策略。赵涉说：“吴王一向富于钱财，叛乱之前早就注意为招揽敢死之士做准备了。这次得知将军率兵前往平叛，一定会派间谍藏于崤、渑之间，打探大军的行踪。用兵讲究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将军为何不绕道东南呢？从蓝田出武关到洛阳，与东出函谷关到达洛阳，时间上相差不过一两天，但可以突然直抵武库，进攻叛军。反叛的各路诸侯听说将军率大军到来，还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呢。”周亚夫采纳了赵涉的建议，改变了行军的路线，到洛阳后，派人到崤山、渑池一带搜捕，果然抓获了不少吴国潜伏在此的间谍。于是，请赵涉出任护军。
周亚夫到了荥阳与诸将会师，当时叛军正进攻梁国，梁国形势危急，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率军前往梁国东北的昌邑，深沟高垒实施防御，不去救援梁国。梁王又派使者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周亚夫仍然只是率军在便于防御的地方坚守，并不前去解梁之围。梁王只好上书汉景帝，汉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率军救援梁国，周亚夫接到诏书后并不执行，仍然坚守城垒不出战，只是派部分骑兵到吴军后方去截断吴军的粮道。吴、楚叛军缺粮，士卒忍饥挨饿，所以多次挑战，想与汉军决一死战，汉军却一直不出战。吴军在汉军城外东南角准备攻城，周亚夫却让军队在城的西北准备应战。不久，吴军精锐果然在西北方向发起进攻，结果因为汉军早有准备而不能得逞。接下来吴、楚叛军因粮食供应困难，只得撤退。周亚夫才派出精兵进行追击，大败吴王率领的叛军。吴王不得不放弃对汉军的进攻，带着7000人逃走，在丹徒负隅顽抗。周亚夫率军乘胜进攻，俘虏甚众，并以千金悬赏捉拿吴王。一个多月后，越国的人斩杀了吴王，将其人头送给周亚夫。这次平叛，周亚夫率军与吴、楚叛军周旋了三个来月，才最后平定了叛乱。到了这时，各路将领才认识到周亚夫的平叛策略是正确的。
七国输在同床异梦
吴王的战略计划，似乎宏大，实际都是主观愿望。诸王中只有胶西王听到事成之后可以“两主分割”，是与吴王面约的，楚王是与吴王通谋的，越、闽只是吴王遣使相约而已，齐、淄川、胶东、济南、济北诸王则是胶西王遣使相约的。诸王相约，并不同心。他们只能是貌合神离，同床而异梦，既不能齐心，更难以合力。叛乱一开始，南越王就未向长沙以北进攻，燕王也未南下萧关，匈奴坐山观虎斗，所谓南北两路的夹击，攻势并未形成，化为泡影；齐王临时背约，胶西等国的叛军不西进而包围临淄；赵国初则观望，继则退保邯郸，会师洛阳的计划也宣告破产。这样，只剩下吴、楚军一路孤军攻打梁国。幻想的分进合击，只能是纸上谈兵。吴王在战役指导上，不听田禄伯的建议（以奇兵入武关，迂回崤、渑，与主力会师长安的奇正并用的方案），又不用桓将军争取洛阳，占领河滩平原地带，堵塞汉军于荥阳以西的山区，使汉军车骑不能发挥长处的建议，对全军粮食命脉的淮泗口也不设防，把数十万大军用在对汉军有利的平原之地，屯兵于睢阳坚城之下，不能自拔。苦战3月，毫无战果，自遭损折，终归失败。
妙策之功在务实
周亚夫制定的平叛策略对迅速平定叛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在战略谋划的运用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战略指导上的避敌锐气。避敌锐气是为了营造战略反攻的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吴国地处海滨，境内有鱼盐矿藏之利，国富民殷，经济实力在各诸侯国中最为雄厚，而吴王处心积虑、苦心经营30年后反叛中央，又动员并联合了6个诸侯国一起行动，叛军的实力自不能低估。而且叛军来势凶猛，处于主动地位，急于与汉军决一死战，汉军则是被动迎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付吴、楚叛军，必须慎重从事。周亚夫认识到了战略态势上的这些客观情况，所以一领受平叛重任，立即将自己的平叛方略面奏汉景帝，认为“楚兵剽轻”，在战略上汉军不能立即与叛军死拼，必须避其锋芒。所以他请求汉景帝：“愿以梁委之。”即不能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是宁舍弃部分土地，以空间换取时间，牵制和迟滞叛军的行动，待敌人疲惫，再相机破敌。这一总体战略原则的确立，对汉军取得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是至为关键的。
其二，在战略主攻方向上以吴王所率吴、楚为重点。“七国之乱”虽有7个诸侯国参加，但核心是吴国。从当时形势看，汉朝中央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就认为吴王是叛乱的主谋和核心人物，将其率领的吴、楚联军视为叛军的主力，因而自然是汉军主要的打击对象。周亚夫被任命为汉军主力的统帅后，十分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视“制”东方的吴楚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在战略部署上以东出洛阳、荥阳为击败叛军的要地。
其三，实现战略决策过程中运用了高明的战略指导，即避短用长，抢占战略要地。周亚夫作为平叛的主帅，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善于听从谋士们的高明建议。他首先接受了赵涉的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平叛大军避开潼关、崤渑和函谷关的险道，而是改行长安东南，出蓝田、武关，迂回至洛阳，顺利抢占洛阳的武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荥阳要地。荥、洛是叛军进入关中的唯一通道，也是叛军战略计划中西进关中的必经之地。占据荥、洛，就使汉军处于可攻可守的地位，不利时可以在此与叛军相持，拒敌于无险可守得黄淮平原，形势有利则可以利用车兵的优势，东出歼敌于平原旷野。在吴、楚军急攻梁地的情况下，周亚夫按照预先设计的战略，不急于率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被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听从了邓都尉的建议，避吴军之锐器，进据昌邑，与梁国睢阳的守军形成犄角之势，这样既可威胁吴楚联军的侧背，又可防止吴军绕过梁地西进荥阳。进据昌邑后，又深沟高垒，对叛军守而不战，结果，吴军尽其精锐以攻梁，尽管梁王求救，景帝也亲自下令周亚夫率军援梁，但周亚夫不为所动，而是按既定战略，待吴军久攻梁地不下，力疲志殆，陷于无法脱身的地步后，才派弓高侯等率轻骑兵径出淮泗口，迂回到叛军的后方，切断叛军粮道，使叛军陷于粮尽兵疲的境地。等到叛军粮食断绝，又久攻梁地不下，急于寻汉军主力决战时，这时周亚夫在下邑（今安徽砀山）仍坚壁不出，进一步疲敌。最后，吴军只得无功而撤，这时周亚夫认为决战时机已到，立即率精兵追击，结果以逸待劳，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消灭了吴、楚疲惫之师。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才得以顺利实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分其力”的政策。此后，又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各侯国官员均由中央任免，这样，诸侯王不再实行执政，失去了擅政的基础，再后来，又进一步规定诸侯王不得私修武备和练兵，各诸侯国势力迅速衰弱，仅同于中央下属之一般郡县，不可能再与中央分庭抗礼了。汉武帝继位后，再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之策，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割诸侯国的领地，削弱其势力。至此，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全确立。所有这一切，皆是在周亚夫成功平叛后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之举，不啻是中国历史上维护统一的辉煌事业，也大有功于历史的发展。他在平叛战争中所施展的战略谋划，无疑是成功指导维护国家统一斗争的杰出典范。
《人类未解之谜大揭秘》 主编 王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