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在燃烧，全城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中痛苦呻吟。 犹太民族在奋锐党人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发起了反抗外族罗马统治的暴动。这是一场必败的起义，粮草武器、战斗经验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只不过，以色列人有宗教狂热加持，勇猛冲锋，暂时性阻挡了敌人几次攻势。
起义的最后阶段，饥饿与无政府混乱交替进行，城市居民饿到顶点，吃完馊饭吃老鼠，吃完老鼠吃凉鞋、腰带的皮革。但是，他们坚信弥赛亚即将降临，天国即将降临。 凶悍的奋锐党领袖，以苏联契卡一般的效率，处决上层贵族祭司，既是为了推进革命，也是为了节约粮食。人民最后没等来弥赛亚，等来的是罗马军团。战争是残酷的，当罗马人认真起来，使出全力，叛乱者根本抵抗不了。兵精粮足的征服者攻破城池，大开杀戒，顺便一把火烧了耶路撒冷最尊贵的圣殿。 在希伯来数千年文明里，这场暴动是分水岭的大事件。短期内，民族失去独立主权，沦为亡国奴。长远来看，左倾激进的革命分子遭淘汰，渐进改良、重视教育的温和派上位，犹太人的识字率水平大幅度提高。 由此，犹太人获得了经济优势，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再到现代美国，犹太人几乎都是当地最富有的群体，犹太人每到一个国家，就会占据商业金融业，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世界最有名的财团。
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商业之外，科学、艺术领域，犹太人都有杰出贡献。获世界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23%是犹太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中，有20%是犹太人。这个民族高素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今日犹太人的成功都是公元70年起义失败的意外结果。
在欧洲，每个犹太教会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学校，教育机构占据社区的核心黄金地段。即使是最小的定居点，也设有学校。一个少于1000人的的社区有一所简易的学校，繁荣热闹的大型社区，教学机构较为正式。学校的教师人数，班级的规格有科学管理。每个孩子到14岁都会上学，阅读识字，简单的加减算法，以及神学课程。
16世纪，一位欧洲旅行家在波兰，观察到“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家庭不学习《托拉》，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儿常年投身学习，最起码户主也赞助一位青年学生”。古代儿童的身份首先是个劳动力，一个农民的孩子上学，意味着他不能帮家里干活，并且父母连续数年倒贴钱，花在教育支出。犹太人是少有的实现全民教育的族群。 或许按照现代的标准，宗教学校的课程内容狭窄，可是在几百年前的农业社会，一个孩子上得了学校，获得文字写作技能，在文盲面前，就拥有了降维打击的优势。识字后，就有机会摆脱种庄稼困在土地的命运，可以开店经商。做任何一门生意都要记账、商业通信，文盲是胜任不了的，如果是金融业，从业者还要擅长计算利率。没学过数学，高利贷都放不了。
犹太放贷人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师傅通常要提供教育，徒弟每周两次去公证人或者教会那里学习认字和简单算数。跟目不识丁的放羊娃相比，工匠商人子弟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出一截。反过来看，工商业属于高成本高回报行业，徒弟在学徒期其实充当了免费劳动力，以青春期的无偿工作，来换取未来光明的前途，学到包括识字在内的职业技能。因此，教育局限在城市，无法惠及到广大农牧民。根据以往的观点，犹太人擅长商业是形势所迫，他们法律上不允许拥有土地财产，所以只能从事工商业。其实这种职业选择是市场自发行为，欧洲各国最初没有禁令，犹太人照样一窝蜂涌入到工匠商人岗位，数百年后，禁令才颁布。在罗马和阿拉伯人治下，犹太人不受限制，可以购买地产，但他们仍抢破头进城，毕竟做生意比种地的收入回报高太多。马克斯·韦伯推崇的新教资本主义，其实没什么奥秘。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要求信徒必须阅读经书原文，识字率一提高，前途骤然光明。 16、17世纪的波兰地区，德裔路德派移民和犹太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也是最富裕的，波兰统治者还称呼后者为“知识百姓”。 希伯来文明的优势奠定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一场宗教革新运动，法利赛派（Pharisees）为了捍卫纯洁信仰而推广教育，并没有预见到经济效用。这个无心之举造福子孙后代，功在千秋。 在基督教的话语权中，法利赛人是伪君子的同义词，名声不佳。事实上，这些人并不迂腐，恰恰相反，法利赛派产生于政治不满，充满了改革精神。 当时统治以色列的马加比王朝实行政教合一，王室既掌握了世俗之剑，又控制宗教资源。
马加比王朝的疆域
强大的王权引起了部分犹太教学者的警惕，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教会丧失独立性，沦为统治者的装饰门面。 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唯一的至尊统治者是《圣经》。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凡人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哪怕他是国王。这部分学者文士因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获得了法利赛的称呼，这个词在希伯来语意为分离派。巧合的是，17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也有一支派系名为分离派，后来英国分离派移民北美，演变为美国文化的源头之一。 为了打破宗教资源的垄断，法利赛派把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民间，向平民百姓教授知识。原本封闭在祭司圈子里的宗教典籍《托拉》，普通人也能阅读学习。一个人无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只要通晓《托拉》，便可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人人皆祭司的进取精神蓬勃生长。 从职业背景上，法利赛派的不少学者，有份本职谋生工作，原本为手艺人或农场主，出于信仰热忱，兼职课堂教学，也就是靠爱发电。一个人在白天在店铺或田野里劳作，而到了晚上的礼拜仪式之后，向孩子们上课。教师里格外优秀的，能获得比别人高一些的补贴，但也只是刚刚摆脱贫穷，不用担心温饱而已，跟社会金字塔尖的贵族祭司相比，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专心研究上帝的律法，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权利，不该让祭司阶层独占。在法利赛派内部，教会领袖（名号头衔为拉比）经过学习考试，由信众推举而产生，普通人要经过千辛万苦，一步步努力才成为团体的领导人。官方犹太教的教会领袖，尽管这些人也有着优秀学识，但祭司的位子是通过世袭继承而来。 这种坚信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使得法利赛派藐视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的王公子弟。宗教上从道不从君，维护律法纯洁性，跟政治上遏制特权，倡导平等主义，两股思想力量合起来，产生了令统治阶级畏惧的民间力量。不过，法利赛人是思想的激进派，行动上的稳健派。以社会下层农牧民为主的奋锐党人，民粹主义更加浓烈。在教义理论方面，双方的相差无几，在政治活动上，奋锐党人比法利赛人要激进暴烈。法利赛派的群众基础是小本经营的商贩工匠农场主，也就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偏爱温和渐进的改良，教书扫盲，捐款慈善，保护妇女儿童弱势群体。 法利赛领袖约翰兰·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i，公元30年后担任拉比职务）参与司法修订，在他的努力下，惩罚通奸嫌疑妇女的法律有所宽松。约翰兰还在圣殿祭祀仪式等议题，抗议上层的特权，但斗争严格局限体制内，不谋求暴力革命。 法利赛派和奋锐党人的路线分歧，仿佛是先秦儒家墨家之争的翻版，结局也如出一辙，精英化的团体获胜，主导了本民族未来两千年的意识形态。 马加比王朝末年，国王的女婿希律（公元前47—前4年）谋朝篡位，沐猴而冠地称王。新君得位不正，进一步动摇了王权的神圣性。 希律家族依附谄媚罗马人而起家，夺权后又不能有效控制臣民，政权被罗马废黜吞并。
法利赛派愣住了，反了王权这么久，没想到马加比王朝真亡了。国家领土被外族吞并，法利赛人兴高采烈，甚至身上没有一丝亡国的哀伤。按照他们的教义，神圣的国度与世俗的国度本该就分离开来，当下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 到了耶稣生活的年代，法利赛派成了气候，势力不容小觑，不过法利赛人因死守规矩，而被耶稣贬斥为伪善者、道学先生。犹太国灭亡后，法利赛人掌控了犹太教。成功主要归因两个长处： 第一，有教无类的智识主义，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关键就是教育，孔孟的门徒掌握了典籍，拥有文化话语权。 第二，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公元66年至70年的民族大起义中，法利赛人站对了立场。相信弥赛亚即将降临的奋锐党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主义。沉浸在狂热情绪的起义者，没顾及到敌我力量悬殊对比。 法利赛派领袖约翰兰·本·撒该，很清楚罗马的强大实力。民间传说，为了逃离耶路撒冷，他藏在一口棺材里，由门徒抬着，以防奋锐党的搜查。 到后期，革命者军纪松弛，有一支主力部队奸淫调戏妇女。在古往今来的底层造反里，司空见惯。但诡异的是，这帮大老粗找乐子的时候，把自己打扮成女人，改变发型，换上女人的衣服，脸上抹着油膏，而且还模仿女人性高潮时的姿态表情…… 贵族祭司阶层起初受到起义者裹挟，不情愿地加入叛乱，后来因为意志不坚定，被革命群众收押监禁。 贫下中农坐上了宝座，随心所欲地处置上等人，在对外作战之余，抽空清算了国内阶级敌人。耶路撒冷血流成河，这样的地狱景象，以后会在雅各宾的巴黎，布布的圣彼得堡陆续上演。约翰兰如果不是及时跑路，可能也会遭到清洗。 犹太-罗马战争的结果是，极左的起义者和保守的统治阶级两败俱伤，奋锐党人被罗马军队剿灭，希律家族因为治国无能，镇压骚乱不力，连当傀儡都不合格，被罗马总督废黜。
法利赛领导层成为最大赢家，得到了帝国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官吏收税，维持治安，而罗马总督不干预犹太人的内政，尊重犹太教习俗。 起义结束后，旧权贵们被奋锐党人屠杀，奋锐党人被罗马军团屠杀。法利赛的领导层及时逃走，自动成为最大的势力团体。 原本是旧制度下政治异见人士的法利赛派，终于获得自由。他们设定了任人唯贤的规则，犹太教权力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由权势和财富推选，而是由才学品德推选。 旧犹太教体系的信仰中心在耶路撒冷圣殿，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必须在此举办，不可移到别处。尽管巴比伦、亚历山大港等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社区，繁华程度不亚于耶路撒冷，但无法抢夺圣城的荣耀。在虔诚信徒看来，耶路撒冷是尘世凡俗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当起义失败后，罗马人将耶路撒冷圣殿一把火，烧成灰。犹太教面临信仰坍塌的危局，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欧美的无神论白左分子火烧梵蒂冈，天主教世界会何等震撼。 犹太内部的法利赛派展现出大无畏的乐观：征服者焚烧了我们的建筑，但没有焚烧我们的书。从今往后，宗教典籍《托拉》成为信仰体系的核心，人们阅读《托拉》来传承文明。学者成为社区的顶梁柱，他们积极开设学校，为民族复兴大业打好基础。 每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宗教典籍研究院，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以保证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钻研上帝的律法。有的院长一年到头，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夜以继日地伏案读书，专注于《托拉》的研究。 为了保障人才不断档，一些年轻的学者受到招募，每天定时跟院长一起学习课程，而每个青年学者又至少带两个未成年书童。 普通男孩，接受完最基础的教学就毕业，当工匠或者商人，而这些天赋异常的人，可继续深造学习，生活费用由慈善机构承担。一个50户人家的犹太公会，大概能资助至少30位职业学者。 这些学者在婚姻市场很吃香，男人天天看经书，不用干活，而女人在家挑大梁，挣钱养家。 因为一旦丈夫通过神学考核，获得正式神职，地位骤然上升，相当于中国科举制的秀才中举，很多岳父偏好招这种有资质潜力的女婿。
在法利赛人之前的四五百年，以色列民间发生了一场近似白话文运动的文学改良，为日后教育普及的铺垫了道路。 文化革新者用简单易写的线形文字取代复杂的楔形文字，用平实朴素的口语语法取代典雅精致的文士写作语法。
巴勒斯坦特拉扎依和坎底勒阿两个村镇，竖立有石灰岩巨柱，柱子上刻的祝福词、诅咒语和颂歌，显示出充沛的民间活力，跟官僚专用的文风截然不同，学者桑德斯称之为为“土生土长的手工艺书体”。 两个村镇都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并非商业、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显然文化革新运动已经下沉到基层。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约20英里的基色（Gezer），考古出土发现一本农用月历，也是“手工艺书体”。
考古资料验证了，在行政官员、祭司和宫廷之外，以色列下层民众日常能够接触文字。 20世纪初欧美学者发掘巴勒斯坦的拉吉遗迹，在要塞入口旁一间警卫室里，发现了写在泥板上的16封信。根据鉴定，信件的时间段在公元前588年左右。其中一封信的作者为基层士兵，名为霍沙亚胡（Hoshayahu）。 在巴比伦人进攻的前一天夜里，霍沙亚胡躲在要塞里，向上级汇报军情。但是军官约什，居然不识字，要随从代为读写。霍沙亚胡得知后，大为震惊，奚落了尊敬的约什大人，并很自豪地写下这段话：“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从来也没有人为我读过信！每当我收到一封信……我都能一字一句地倒背如流！” 可见，识字运动在民间有所普及，连大头兵都会看书识字。
希伯来文明的成功是因为崇尚读书致富，缺陷也是因为过于崇尚读书致富。 犹太教的基本盘，局限于识字的有点文化的工匠商人。无论宗教团体，还是党派团体，仅在工商业群体发展，很难壮大，因为中产阶级是脆弱的。
在奋锐党人起义前后，罗马波斯总共约有5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不小，今天美国的犹太人口也是这么多。 到了下一个世纪，人口出现可怕的骤跌，减少近一半。到了公元650年，犹太民族只剩下一百万人。 以工商业为命脉的犹太教，在繁荣阶段，尚可太平无事，一旦贸易生产停顿，就岌岌可危。事实上，晚期罗马帝国镇压的力度大幅度减弱了，犹太教规模却仍在萎缩，因为整体国计民生走下坡路。 犹太人是城市化的民族，而城市文明衰退了，罗马城的高架引水渠遭到废弃，社会倒退到男耕女织小农经济。 工商业阶层的贫困化，继而导致教育事业的不振，拉比的宗教学校极度依赖商业利润回馈。盖学校建筑要钱，印刷书籍课本要钱，支付教师工资要钱。 教育是一项昂贵的投资，这也是古代大多数文明不能支撑义务教育体系的原因。 当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念书识字。大批犹太人主动脱教，融入到周围的族群。扎根基层的基督教，不容易出现信徒流失，在夺取政权之前，尚处于民间在野状态，基督教早已久经考验，熬过了饥荒、通货膨胀等灾难。 犹太教的人口到穆斯林阿拔斯王朝时期才止跌回升，此时地中海东部经济复苏。绝处逢生的机会来了，犹太民族的读书育人传统得以延续，学校兴办，遍地生长。凭借一技之长，犹太人进入哈里发的宫廷，担任御医、财政顾问。
反欧洲中心论者津津乐道于中世纪阿拉伯比西欧发达，其实阿拉伯的文艺科学，主要由犹太人、基督徒和波斯人创造。“智慧宫”(Baytal-Hikmah)天文台，由改信伊斯兰的犹太人辛德·伊本·阿里管理。阿拔斯王朝的大翻译运动，主力也是犹太人。 教育素质提高后，犹太民族掌握贸易老本行，是分分钟的事。犹太团体在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中途发展与没落，与商业兴衰共始终。犹太人首先在中东，而不是西欧活跃，是因为那里还没建成大城市，城市规模小，限制了工匠商人的事业天花板。阿拉伯拥有人口数十万规模的大城市，犹太人能够积累财富。首都巴格达格外繁荣，这座城市是公元8世纪的全球化心脏，城市居民中犹太人占到了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西欧走出中世纪晚期的萧条后，犹太商人立刻跟进。1066年征服者威廉登陆英格兰，就有一批犹太人跟随，替他收税。 犹太人的迁徙也是出于经济动因，当原有的市场饱和后，犹太人便开始寻找新兴市场。犹太人四处奔波流散，既因为狂热排外分子的驱逐，也有主动自愿的，犹太商人对外发展，增加贸易据点，最典型的例子是科尔多瓦。 阿拉伯人进攻征服西班牙后，远道而来的犹太人迅速移居，把首都科尔多瓦打造为繁华的国际商贸中转站。 西班牙的犹太人极为富裕，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用嫉妒的语气说：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犹太人的生活，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荣华富贵。 十三世纪，盛极而衰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犹太团体。蒙古入侵摧毁了中东的城市文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的农牧业。蒙古西征八年后，所过之处民生残破，只留下一堆马粪，巴格达的税收减少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中产在太平盛世里可以凌驾于贫民之上，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刻，只是待宰羔羊，土匪四起，犹太商团是所有羔羊里最软弱可欺的。商道破坏，贸易停顿，也加速了犹太社区的财富缩水。为了吃饱饭，大批犹太人弃教改宗，融入到周围人群。
往后上千年里，犹太人的历史重复循环：弱势群体—发迹变富—反犹兴起—继续变弱的过程。
其实最早的希伯来文明，处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跟其他文明没有区别。根据罗马人的评价，犹太奴隶体格结实，性情朴实，跟其他民族的奴隶一样，适合开挖矿山运河。 被罗马征服之前，犹太人的国民性格强健阳刚、勇敢善战，经商和文学艺术反倒成就平平。那个时代的商人民族为腓尼基人，以色列人排不上号。 马加比王朝的建立者出生于祭司家族，他单枪匹马，在势单力薄的零基础上，徒手打下江山，他的传奇可以看作西方版本的石勒、努尔哈赤。
从火与剑中诞生的宗教祭司阶层，喜好用武力对外传教，进行军事扩张。迫于犹太教的霸权，巴勒斯坦周边部族纷纷称臣并且改信上帝，希律王就是来自以土买人的皈依家庭。
以色列人还向外国提供军事承包服务，这个民族习惯于当雇佣军，跟后来瑞士人习惯于当欧洲国家的雇佣军一样。埃及政府常年维持一支犹太士兵组成的特别队伍，战绩不俗。公元前153年，法老托勒密六世考虑借兵清缴内敌，专门会晤了马加比的君主。 马加比人虽然没达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程度，但至少也是区域性霸权，中东地区的常胜之师。他们以骁勇彪悍而著称，直至遇上了更加骁勇彪悍的罗马军团，只能老实起来，暂时臣服。 公元70年的大起义是以色列军事传统的绝响，在武德精神一点上，奋锐党人继承了民族传统，祖先大卫王、马加比的血液在他们体内流淌沸腾。 不仅巴勒斯坦地区，侨居埃及、巴比伦、塞浦路斯等地的犹太教徒大串联，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战火纷飞，这是帝国东部地区最大的一次叛乱。 输掉犹太-罗马战争后，起义者宁愿抛弃家乡耶路撒冷，也不当罗马皇帝的良民。 波斯萨珊帝国欢迎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在两河流域，犹太教难民规模非常庞大，跟(受官方迫害的异端派系)基督徒的人数加起来，甚至超过了主体民族——信奉拜火教的波斯人。 在国际争霸战中，犹太流亡者多次协助萨珊军队，攻打城镇，其勇敢与残暴令波斯人都敬畏三分。
今天以色列政府纪念古代起义的邮票
经过法利赛派改造后的犹太民族，跟大卫王、马加比时代的犹太民族，看上去像是两个不同的人种。 在罗马后期、阿拉伯帝国时期，一代又一代的新犹太人，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逐渐从战斗民族变为经商读书的民族，从肌肉发达变成了头脑发达。 文化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改变，可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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