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在现实因素方面，阿古柏作乱时期，恰逢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国担心俄国会通过中亚进攻印度，认为唯有维持喀什噶尔政权的独立，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恰巧，当时李鸿章周围的智囊基本都是英国人，故而这些人极力建议李鸿章放弃新疆，要阿古柏成为清朝的朝贡国。
除此以外，李鸿章还认为自乾隆定疆的一百多年以来，朝廷每年投入的饷银是无底洞，应该把这些钱省下来，发展海防事业。这种思想虽然是基于当时清朝的国力而论，但却有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
原来，早自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时起，朝廷内外就一直有声音要求“弃置新疆”，李鸿章的言论，只不过是对这种观点的延续而已。
在清朝以前，新疆与内地的隔绝已有数百年，导致内地士人均视新疆作域外，即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绝非“中土”。
在乾隆平定新疆的过程中，这种声音也屡屡不绝。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撒纳反叛，大学士刘统勋竟上奏请求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学士史贻直以兵马劳顿，请求捐弃伊犁。
这些力主抛弃新疆的官员也不是不爱国，而是在当时汉人的天下观念中，新疆是域外之地，不在他们理解的中国范围内。
因此，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何在新疆被乾隆平定后，会有官员因为统治成本的问题要求弃置新疆。
直到20世纪初，李鸿章式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例如，民国学者吴蔼宸的《新疆游记》中就称：
降至今日，（新疆）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