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鸿烈讲述，侯同文整理
刘筱萍同志是我的爱人，我最亲密的战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共同渡过了一段曲折而艰辛的历史。
她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对同志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工作勤奋，生活俭朴，对个人要求严格，从不计较地位和得失。
非常遗憾的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美好时刻，癌症无情地夺走了她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她的一生(仅仅短暂的一生中)，她把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她的高贵品质和英雄业绩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至今，虽已过去四十年了（文章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迎着战争烽火投入革命:
刘筱萍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城。在她刚刚读完师范学校,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敌人的野蛮侵略行径，在刘筱萍心中激起强烈的义愤和仇恨。一个年轻的姑娘，毅然背井离乡，随同数以万计的爱国学生来到关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她先后到过北平、河南鸡关山、郑州等地。一九三五年到达西安，在东旺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她把满腔激情化做实际行动，努力搞好教学，精心培育学生，千方百计为报效祖国出力。
一九三六年八月爆发绥远抗战，震动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浪潮。当时的西安，也掀起了援绥募捐运动。在运动中，刘筱萍热情奔放，非常活跃，并带头将省吃俭用积攒的二十元银元全部捐献出来。她的爱国行动，对全校师生和整个募捐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九三八年我和刘发萍在西安相识，不久结为伴侣，婚后，她并没有沉醉干新婚的小家庭之中，而是一心向往干一番事业。我们曾想一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没能实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们又一起由西安到洛阳，由洛阳渡黄河找到八路军总部，投入革命。不久，她便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卫生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她学习刻苦，劳动积极，思想进步很快，一九四〇年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接受派遣前后
刘筱萍聪明能干，办事果断，从不畏惧困难。有这样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件是学做鞋的事,一九四二年初，八路军总部决定派遣我和刘筱萍潜入华北做敌工工作。出发前组织上用几大车粮食给我们换来了六百元伪币。当时，敌占区对行人规定每人只准带100 元钱，多了就予没收。这么多钱怎么携带呢?她就琢磨办法，不久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钱藏在鞋底里。就是把鞋底做成中间空的，一做鞋就把钱做在里面。可是刘被萍从小就上学读书，根本没学过针线活。但困难并没有难倒她。没有鞋样子，她就比照自己的脚和我的脚，先在纸上画好了再剪下来，然后开始照样子缝制，由于没有经验，费了很大劲做成鞋后，一穿不行，她就又拆了重做。结果，做了诉，拆了做，不知翻腾了几个个，最后终于把两双鞋做成了，每只鞋里各藏了100元钱，四只鞋藏400元，剩下200元。我俩各随身带100元，算把问题解决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她想出的办法。我们到达献县，我当了伪军大队长之后，经研究决定由她回总部进行一次汇报。可是怎么脱身出去呢?她说:“咱就说来的时候，怕路上不便没带孩子，我回西安去接孩子，”实际当时我们并没有孩子。结果，她就顺利地离开了献县，去往山西麻田八路军总部。
在关键的时候，她能在不动声色之中干出有声有色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秋天，日本鬼子在一次扫荡中抓到冀中妇女干部贺民同志，交给了伪军第三大队。
第三大队的队长叫刘金钊，是个资本家出身，爱好女色，流氓成性。
事情发生不久，冀中区党组织派敌工干部刘子敬同志到献县城里来找我，说贺民是我献县县长薛坦的对象，要求帮助将其营救出去。我听后非常着急，因为一个年轻妇女落在一个流氓成性的刘麻子手中，时间一久，肯定没有好结果。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抓紧与刘筱萍研究营救贺民同志的办法，筱萍向来干事果断干脆，一听，她就说:“这事交给我吧。
第二天，刘筱萍特意找到刘金钊的小老婆打麻将去了。
刘金钊的小老婆，长得年青漂亮，很历害，刘金到钊很怕她，明知她和日本人儿玉私通也不敢管。在打麻将当中，筱萍装做说闲话的样子，"听说逮住一个女八路，又年青又漂亮，在第三大队扣留着，你们听说了吗?”别人听了都不在意，可刘金钊的小老婆一听，立即急火火地问:“你听谁说的。”(当时我已升任联队长)听到这里，牌没打完，刘金钊的小老婆就称头疼，离开牌局回家了。
刘的小老婆一回到家，立即打电话将刘金钊叫回家去，刘金钊吱吱唔唔连声说:“没有，没有这么回事。”他的小老婆更加疑心，指着刘的鼻子带着骂腔厉声说:“你他妈的甭来这一套!我亲自在张太太那里听来的，你小子想要什么花招?”
刘金钊再不敢瞒哄下去，就战战兢兢地说，“是有这么回事。可人家也不是八路啊，人家是个教师，日本人当八路抓来的……"。"不是八路那为什么不放了人家?押在你那里是什么意思?你他妈安的什么心?”
刘说，“我敢跟你明誓，我连一手指头也没动人家!再说这人是我朋友的一个亲戚，我怎么能胡来呢?现在人家大乡里正准备来保哩。”他小老婆又说:“不管怎么样，人家不是八路，你必须把人家马上放了。不然的话我跟你小子没完!”
当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刘金钊来找我，见面后便说:“俺们第三大队有个妇女，是日本人当八路抓来的，实际是个教师，想把她放了，今来请示联队长。”
我一听就知道刘莜萍在白天打麻将时说得那些话起了作用，便说:“既然不是八路军就应该放了，不要多找是非，不过，人是日本人交来的，要好好和日本人讲讲。”
没过几天，贺民同志就被大乡里保走了。
日本投降以后，贺民同志和我们在冀中八分区一起工作曾表示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听说贺民同志调到了湖北工作，以后升任为高级干部，
(三)在平津建立活动据点
为了搜集更重要的情报和为更多的同志从事地下工作创造条件，我们决定到沧州和北平，天津建立活动基地。
首先，利用我们积攒的钱在沧州建立了一个诊疗所，通过冀中八分区党组织找来一个党员同志当会计，所长由献县医院的院长担任，这人跟我们关系也不错。
一九四三年初，刘筱萍又在天津联系到我的旧友刘敬远，让他筹集资金两万元，刘筱萍筹集三万元，合股开办了一个转运公司。后来刘筱萍又在北平西四开办了一个正太茶庄。这样，在平，津，保及沧州都有了落脚的地方(保定是利用朱兆熊的关系)，刘被萍就经常来往于上述几个地方。
在北平期间。刘筱萍采取各种办法，结识了大汉奸齐燮元、杜启钧的老婆，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吃喝打麻将，看电影，倒卖金银和大洋，为了拉拢这些人，每次打麻将筱萍赢了钱，故意不要或分给她们的孩子。倒卖金银赚了钱，也净心少要。所以，她们都认为筱萍人好，办事大方。
刘筱萍在外面俨然象一个阔太太，吃喝玩乐花钱大方，但一回到家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夜间刻苦钻研医药书籍，常常到深夜。生活艰苦朴素，从来舍不得吃好的，经常以烧饼和油条充饥。
一次，刘筱萍从北平给我来信说:有个叫曾琦的从重庆来到北平，曾琦原是青年党的头子，在东北时我们认识。为了弄清他来北平的目的，我便给刘筱萍写去一封信，以托曾琦在北平给我找工作为名，前去找他，结果得知，曾琦是受蒋介石的派遣，到北平和日本人谈和的。
得到这一情报后，我们及时反映给组织，这对我党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刘筱萍在北平又修建了一个牢固的地下工作据点。
她首先花三万元在北平北新桥花梗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的旧房，然后自己设计了一套新房子，请来工人予以建造。在建造过程中，工人看不懂她设计的图纸，她就亲自指挥，亲自跟着干。花款七万元把新房子建起来。因为房子设计合理，建造精美，当时有人要出七十万元买这所房子，刘筱萍当然不卖。
这所房子完全是根据搞地下工作需要设计的。当时北新桥一带没有自来水，为了用水方便，在厨房里打了一眼水井;还挖有地下交通沟，在院中僻静处开了门，需要时可以通过交通沟迅速转移出去，在房子下修了地下室，以便搞秘密活动使用。
后来，刘筱萍又贮备了大批米面和煤炭，以及可供春秋冬穿着的大批衣物。
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李城、李伸、申小丛，刘汝林等同志都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
北平和平解放后，滕代远同志曾到这里察看，一再称赞这个活动据点选择得好，设计得也周到。
滕代远和夫人林一
(四)生命垂危念念不忘党
在日寇投降前夕，根据党的指示，我率领一干多名伪军在崔尔庄宣布起义。起义后又率队到献县整编，为了壮大人民武装，当时在附近各县动员五百多名青年参军，连同起义的伪军，改编成冀中独立第二纵队，我任纵队司令员。
过去搞地下工作，刘筱萍以伪县长太太出现，整天过着伪装的生活，归队后就象鱼儿到了大海一样，她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热烈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她被任命为卫生队长，在纵队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她就高兴地穿上灰色的八路军军装，打着赤脚，完全以一种新的形象出现了。
她对病号，就像对自己的亲姐妹兄弟一样，照护得无微不至，给战士治病不分白天黑夜，并且十分精心细致。谁的衣服破了她给缝，谁的衣服脏了她给洗.。对待重病号，她经常整夜守在床前，给喂饭、喂水，她那火一样的热情深深感动了每个同志。
她的模范行动，对伪军的改造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说:“过去的县长太太，现在这个样子，八路军就是好!”有的说，“过去当汉奸，咱干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再不好好改造就没法做人了，要向刘筱萍同志学习。
因为她工作出色，纵队政委刘波同志曾多次在大会上对她进行表扬，有一次还奖励她一只金戒指。
正当她勤奋工作的时候，疾病却悄悄向她袭来。开始她经常精疲力尽，周身不适，她总以为是工作劳累造成的，从不拿着当回事，仍坚持努力工作。
逐渐地她的身体越来越坏，领导上曾多次催她进行检查治疗。石家庄解放后，组织上把她送到解放区最好的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钱部长亲自给她检查，结果她得了子宫癌。
治疗这种病，手本后需要用镭烤，可当时解放区没有镭，只好采取保守治疗，后来，找到了镭，才给她做了手术，手术是由肿瘤专家吴院长亲自给做的，做后吴院长和我说：“瘤子虽然割出来了，但大病未除，请不要告诉筱萍同志。”
刘筱萍在手术以后，吃饭增加了，情绪也很好，她一再兴致勃勃地跟我说，"等病好了，我要好好干一番，把闹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组织上对筱萍十分关心，想尽千方百计抢救她，济南一解放，滕代远同志就亲自向济南打电报，要求在那给找镭，天津一解放，马上又将她转往天津中央医院，为解决治疗开支，组织上又从北平给送来了金锭、金镯等。
虽然组织上想了许多办法;但她的病愈来愈恶化了，每天都疼痛难忍，她自己也觉察到病情的严重，并意识到是不治之症。在这种情况下，她非常痛苦地对我说，:"我的病没有希望了，活一天就给组织上增加一天开支，我自己也痛苦难忍，请和组织上说说给我打个针让我离去吧……”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象斯碎了一样难受。我思想斗争很激烈，说什么也舍不得她死去，可看到她整天那无法表达的痛苦样子，经她再三央求，我终于同意了她的想法，并以我们俩的名义，向组织上写了一份特殊的请求。
我怀着极大的悲痛，找到军代表刘一宽同志，又找到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刘筱萍的请求，黄敬同志看了那份请求，语气深重地说:“刘筱萍是个好同志，好党员，没办法挽救她我真难过啊。”最后他也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并让我去找卫生局长刘朴
刘朴同志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说。“我们医务工作的责任，只能救人活，不能致人死啊!再说，天津刚刚解放，群众还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一名干部治死了，那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回到医院，向刘筱萍讲述了刘朴的意见。她非常懊丧地说:“那就服从组织吧。”
可是，没过几天，她偷偷吞下了不知什么时候积攒的安眠药片，离开了人间。
她死后，在收拾遗物时，发现了她写给我的一封绝笔信，这是她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写出来的。她在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鸿烈同志，
十余年来的亲密战友从此永别了……萍自入院以来,组织上的温暖爱护,及补训兵团各首长的关心和照护,都使我内心甚感动,我之所以与病魔作无情斗争者，原拟于恢复健康后，以无比的热情去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籍副党和各首长各同志的厚望，不料来津后，病势竟已严重，无法镭疗……经再三考虑，与其无代价地增加财政开支和肉体的痛苦，坐等待亡，何如早死几天，以减轻人民负担和个人痛苦呢?
“我之这种死法，自知有负于党;有负于您，有负于很多同志，但我的病如有一毫希望，也不会做此违犯党纪的行为。只有恳求党和你的宽恕……。
“我有数事请你代办：
①由于科学还不够发达;我党我军对治疗癌症还少经验，我愿要求组织上允许解剖我的患处，这不仅是提高技术的需要，而且也是我们每个学医者应尽的义务:②兹将金锭二两、金镯一只(约二两)仍奉还组织(这是最近由平组织照护所剩下的)，另外，金戒指一只(这是冀中纵队组织上奖励我的，约四钱)，算我最后的党费:张同志身体素弱，又兼他只知工作，一向很少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死后，请组织上很快帮助找个爱人。我在医院与纪医生关系融洽，该人艰苦朴素，工作积极，对休养员相当关怀，现年二十七岁，尚无爱人，如能促成婚事，我想对双方都有帮助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请组织上做参考。
对我个人，①我的医务占籍，手枪一支应交卫生部,我的自来水笔送给张维荣同志……:②我的自行车(坤车)感赠你留作纪念，希将你骑的车子送卫生部;③我死后的装殓埋葬，切要从简，把我的尸体最好送献交故里。
……
“我现在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安!
中国人民万岁!
刘筱萍绝笔
于天津医院
1949年3月11日
她死后，组织上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刘筱萍烈士的英雄事迹我简单回忆完了。此时，我又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心中默默念起一句话，刘筱萍同志你安息吧!我永远怀念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