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对王稼祥的信任到达巅峰。
1956年，推荐他当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却不想当，毛主席对他说：不要再谦让了，你早就该当了。
毛主席对王稼祥工作能力与贡献是非常认可的，可在六年后，一切都变了......
1906年，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凭借着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聪慧，他克服了时代带来的重重困难，通过努力学习，顺利考入了上海大学附中的中学部。
他在上海的求学过程中，接触到全新的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成为了学校学生会主席后，他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与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志士们建立了联系。
1928年，19岁的他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这次经历让他深刻理解到：想要让内忧外患的中国走出困境，唯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那段岁月里，他逐渐对共产国际的理念产生了认同，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王稼祥开始活跃于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革命者中，他们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1931年，王稼祥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苏区，在这里开始政治实践。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红军的政治工作，与毛泽东等核心领导人共同讨论党的发展大计。
随着中央苏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王稼祥成为了“集党、政、军于一身”的领导人物，他所负责的工作也变得愈加重要。
自中央苏区的围剿开始，党内的路线斗争日益激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面临着空前的生死考验。
党内的高层领导分歧严重，一部分领导人推崇苏联经验，主张采取“左”倾冒险路线，认为可以通过正面硬拼来突破困局；而另一部分领导人则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术才是应对敌人强大压力的最佳选择。
游击战思想受到了许多党内高层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战略过于保守，可能会错失战机。王稼祥在这种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游击战的战术方针。
这一票，成了遵义会议上最为关键的一票，让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稳固。
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术，在当时看来有些过于谨慎，但从长远来看，是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战略。王稼祥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局势要求共产党必须在战略上更加灵活和务实，而不是一味依赖过去的教条。
由于王稼祥的支持，毛泽东的提案得以顺利通过，党内的分歧得以有效化解。由此，红军得以实施游击战术，最终成功避开了敌军主力，在福建至赣南的地区展开了反击，歼灭了大批敌军，有效改变了局势的发展方向。
王稼祥的支持，是基于对毛泽东革命思想和治军理念的认同，他看到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灵魂人物，更是在艰难时刻能够做出最准确判断的领袖。
从这一刻起，王稼祥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加紧密。此后的日子里，王稼祥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迅速提升，不仅被任命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还在诸多关键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稼祥凭借其出色的政治眼光与深思熟虑的决策，成为毛泽东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
随着红军的长征推进，党内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停歇。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王稼祥也不断面临着如何平衡党内各方力量的挑战。
1962年，中国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的双重压力，让国家面临空前的挑战，作为党内重要领导人，王稼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他曾是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掌管着中国与外界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让他成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王稼祥的一些外交观点和策略开始引发了党内激烈的争议。
60年代初，中国不仅面临着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威胁，还遭遇了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外交僵局。三年自然灾害后，民众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希望渺茫。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王稼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外交策略，以避免与苏联和美国的直接对抗，从而为新中国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党内所有人的认同，反而引来了来自党内激进派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康生等人，他们认为王稼祥的立场过于软弱，缺乏革命的斗志。
康生等人对王稼祥的外交策略进行了严厉批判，通过各种方式抹黑其政策，称其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与帝国主义讲和，与修正主义讲和，对革命的支持则相对较少。）
当时，中苏两国的裂痕已经在不断加深，尤其是在核武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越来越对立。在国内，社会动荡与经济困境让国家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王稼祥看到的，不仅是两国的对立，更是中国如何在外部压力中找寻生存之道。
他主张：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与苏联彻底决裂，同时向西方国家表现出愿意对话的姿态，而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外交空间和国际支持。
为了将王稼祥的外交立场打入深渊，康生将王稼祥贴上了“投降”的标签，称他对外界的妥协态度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不信任，这让王稼祥在党内的处境愈发艰难。
接踵而至的是更为激烈的批判，王稼祥的外交政策被曲解为对国际间势力的“软弱和屈服”。
在这样的外部压力和党内争议中，王稼祥的命运发生了剧变。1962年，王稼祥被迫从他所一直工作的中南海搬出。
王稼祥的外交立场，以及他在党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博弈，最终将他推向了边缘化的命运。
1965年，王稼祥因身体逐渐虚弱，逐步从政治核心的职务中退出，但他依然没有远离国家的事务。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这个职位看似已不再拥有以往的权力与影响力，但对王稼祥来说，这依旧是他与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
尽管他已不再在中南海担任重要职务，王稼祥依然不放弃他对中国外交、对中国未来道路的关注和思考。
毛泽东常常探望，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有时候还会请教他关于国家和党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是他们几十年革命历程的结晶。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毛泽东对于王稼祥的态度，既是深深的信任，也是对其曾在党内革命斗争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的肯定。
在这一过程中，王稼祥开始逐渐反思自己在1962年所做的选择，以及在当时如何应对党内复杂斗争的策略。
在他看来，自己始终保持着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但有些时候的决策，尤其是与党内权力斗争有关的决策，可能没有考虑到所有的细节。这种自我反思和悔悟，贯穿了他晚年的思考，他开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政治斗争中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随着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王稼祥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更多的时间则花在了养病和回顾自己一生的贡献上。
1970年，王稼祥虽然不再参与直接的政治决策，但他依然在思想上与党内的重要领导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革命不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是如何将国家引领到更加繁荣与昌盛的未来。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反思与清算，王稼祥的冤屈也逐渐得到了揭露和纠正。党内的领导层开始认识到，在党内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很多老革命家的贡献被忽视甚至曲解。
王稼祥作为一位早期革命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和长征中的关键支持，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他在早期革命时期的杰出贡献，得到了重新评估。
随着整风运动的推动，王稼祥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平反。国家领导人正式为他恢复了名誉，承认了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王稼祥不再是那个被打压和忽视的对象，而是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正确位置，获得了党和人民的认可。
领导人明确指出：王稼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仅为党内决策提供了关键性支持，还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许多艰难但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