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方一位打入汪伪政府的卧底，因为升官太快而感到不安。当他将心中所想告知上级后，上级请示中央，得到批复：大胆往上爬，家里支持你!于是，他成为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兼执法队队长、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长，深受汪伪政府二号人物陈公博的器重，此人便是传奇红谍李时雨。
参加抗日活动李时雨原名李亭芳，于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上学时因读了《水浒传》，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十分崇拜，所以改名为李时雨。1926年，李时雨和张敬载一起来到天津，同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并在这里结识了林枫等进步青年。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
上大学初期，他一心埋头苦读，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见到国破家亡的惨状，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夏尚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李时雨开始从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可能天生就具备领导能力，1931年，李时雨作为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请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北大法学院的代表，参加了学生卧轨斗争，结果在这场斗争中，他成为了总指挥。1932年，他又受党的派遣，潜回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曾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长。
按说以他的学生身份，做个秘书十分符合，但李时雨却直接带人冲到第一线作战。8月的一天深夜，他带人在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真正做到了能文能武。干完这些事后，他又悄悄地返回北京读书，好像那个杀死日本兵的副司令和他没有任何关系。1933年，李时雨又按照党的指示，以李大钊家族晚辈的名义，参加了李大钊葬礼的护灵活动。
打入东北军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恰巧他当年的高中同学张学孟在张学良公馆任警卫室主任。党组织决定让李时雨打入东北军，于是李时雨走了张学孟的关系，不仅成功打入东北军，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从这时起，李时雨就开始了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的工作，一直官至国民党少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上层也发生内讧，不久之后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很多官员被裁撤下来。李时雨见东北军已经无法再待，便决定去北平投奔负责“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结果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到达天津第三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军攻占了天津，断绝了天津去北平的交通。
不久后，天津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担任该会总务科长的吴光弼曾在西安 “剿总”办公室工作过，与李时雨是老相识。天津中共秘密负责人何松亭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指示李时雨托吴光弼找工作。在吴光弼的推荐下，李时雨进入日本控制的天津高等法院任检察官一职。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在日本特务机关那里弄来了一张“派司”(通行证)，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组织传递情报。他曾两次圆满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第一次是由天津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第二次是去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
打入汪伪政府1939年8月，汪精卫开始进行投敌卖国活动，公然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筹划建立伪政权，为了师出有名，他决定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派人四处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汪精卫的人在天津找到李时雨后，李时雨立刻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党组织。党组织经慎重考虑，决定派李时雨参加此次大会，并趁机收集情报。
会议结束后，李时雨又在上海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到哈尔滨，见到了伪满哈尔滨市长、同乡赵东藩，从此人口中了解到不少伪满的情况，返回天津后，李时雨及时将这些情报上报党组织。汪伪政府组建初期，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还亲自乘火车到上海面见汪精卫。
汪伪政府组建后，李时雨成为了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同时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党组织得知这些情况后，当即命令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服从组织的安排，为了能名正言顺的传递情报，他将妻子孙静云留在北平。每隔一段时间便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天津汇报工作。
李时雨抵达南京后，与汪伪政府二号人物陈公博打了多次交道，深得此人信任和青睐，也为我党获取了很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为了取得陈公博更多的信任，经组织批准，李时雨将全家迁到了南京。从此，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就肩负起了替我党传递情报的重任，频繁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
由于李时雨办事能力出众，他在汪伪政府的地位扶摇直上，晋升速度之快，令他都感到心惊。当他把这一情况反映给组织后，组织告诉他：大胆往上爬，家里支持你!只有他爬到更高的位置，才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当上南京伪政权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周佛海上任后，陈公博大多数手下都被调离上海。就在陈公博打算把李时雨也调到南京当司法行政部次长时，周佛海急忙打报告，申请将李时雨留下。在周佛海看来，李时雨可是个人才，不能被调走。李时雨也得以继续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直到日本投降。
打入军统周佛海一向两面三刀，朝秦暮楚，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就暗中与蒋介石拉拉扯扯。所以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从大汉奸变成了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一带治安。而李时雨因为深受周佛海器重，也成为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李时雨也被安排策反上海伪军警。在千钧一发之际，即将举行起义时，李时雨等人又收到了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他被安排了新的工作，在张执一和刘人寿等的领导下，担任侦察敌情的工作。在此期间，李时雨不仅将伪军的大批武器送到我军手中，更是从监狱中救出了抗日英雄杨靖宇之弟杨树田。
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一个人又秘密找上了李时雨。此人原本的身份是一名律师，结果却是军统的一名特务，他希望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带人跟他一起干。而他则可以介绍李时雨加入军统。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又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这个组的任务是收集情报，但他不愿干损害党组织利益的事，所以常常阳奉阴违，毫无建树。军统上海区对李时雨的小组进行了几次批评，并暗中对李时雨展开监视和调查。而李时雨则利用在军统的优势地位，将接触到的国民党重要情报暗中记录下来，并传递给党组织。
1946年3月，李时雨的身份暴露，被军统特务逮捕。军统特务将他在看守所关了三天，才开始提审。由于他不承认共产党的身份，军统特工就开始给他上压杠子、灌凉水、毒打等各种酷刑。但李时雨并没有屈服，军统又没有直接证据。在我党的运作下，李时雨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他也被判处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回归组织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经费紧张，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就是在这个时期被释放。出狱后的李时雨又在组织的安排下，积极活跃于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上层人士中，同时在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保存好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李时雨的活动再次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关注，为防止李时雨出事，党组织安排他撤出上海。
随后，李时雨和妻子离沪，辗转前往北京，并将情报递交给了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他也首次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刘少奇也在北平香山接见了他，表扬他多年来在敌营取得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离休前任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而他的妻子孙静云则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99年，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