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娃娃鱼

张都监提拔武松是包藏祸心，但抛开这一点来看，依宋朝制度，武官张都监提拔犯罪充军的军人武松，合乎程序。宋朝的配军制度，其实仍然是承袭的秦国的国家奴隶制，只是发配人数较少、配军待遇相对人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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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三十回，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从施恩父子管辖的牢城营内，将武松接来，提拔为亲随。

然而，一个囚犯，身为罪人，难道不应该在监狱里服刑，为什么可以被兵马都监收为亲随？

同理，杨志为什么能够被梁中书提拔为管军提辖使？朱仝为什么能够在沧州知府身边听候使唤？

这其实和宋代的刑罚及兵制有关。

《水浒》中有七位好汉，林冲、杨志、武松、宋江、朱仝、裴宣、卢俊义都被判了“刺配”之刑，这是一种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刑罚，服刑的地点在各地的牢城营。

牢城营隶属于大宋厢军，由兵部而不是刑部管辖，和今天犯人服刑的“监狱”在概念上大不相同。

所以，他们本质上是“充军”，因此可以获得地方军事长官的再次任用。

先说刑罚。

古代从隋律起，形成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体系。

然而到了宋代，开始广泛使用一种集刺面、杖刑、流配于一身的重刑——“刺配”，用于代替死刑。

“刺配”起源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的“折杖法”，《文献通考·刑考》中云：

“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仗其背，又配其人，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者。”

此处提到的“（发）配”即五刑之一的“流刑”：把人流放至边地，然后服役，劳役或军役。

宋代的“刺配”就是一种“加役流”，被刺配的囚犯，尤其是重犯，主要服的是军役，在各地的牢城营内充任厢军。

再说兵制。

宋代的兵制将全国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与乡兵。

其中，禁军即中央军，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部队，为大宋的王牌军、主力军，大半驻扎在京师，余下的驻扎在险要关所。其兵籍和发兵权归属枢密院。

《水浒》所描写的宋徽宗政和年间，禁军的实际人数约在六十万人，只有宋仁宗时期达到过八十万。

和禁军相对的是“厢军”，驻扎在地方的州、府，由知州或知府管辖。

厢军制度为宋代特有，除了特殊地区的厢军会接受军事训练以外，大部分厢军只是提供任务繁杂的劳役，比如制作兵器、修路筑城、运粮养马，以及担任官员的侍卫等等。

厢军之内，地位比较特殊的是“牢城营”。

此营专门接收流放来的重刑罪犯，他们被称为“配军”。

在宋代，罪犯从被捕到审判，这个过程由刑部管理，而一旦被发配至牢城营，则转由兵部管理。

《宋史卷·兵三》：

“元符元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

林冲在被发配前，是禁军的枪棒教头，来到沧州牢城营后，就成了厢军的小卒，因此被安排去看守大军草料场。

看守军需物资的工作，也是由厢军担任。

牢城营的长官，称“管营”，金眼彪施恩的父亲就是一位管营。

其下属，称“差拔”，是低职位的小军官。

牢城营还有各自的名字，如孟州牢城叫“安平寨”。

再说一下“兵马都监”这个职务。

按照宋制，地方的知府、知州作为文官，兼管军事，如大名府留守梁世杰，就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这些文官可以自己身兼兵马都监一职，也可以在属下由一名或数名武臣担任“副都监”。（见《宋史·职官志七》）

由于武松故事里有“孟州知府（府尹）”出现，所以，张蒙方的职务应该是孟州的“兵马副都监”，在军事上是仅次于知府的孟州第二号重要人物。

其地位，自然比施恩父亲这个厢军牢城营的管营要高，所以当他派人来接武松时，施恩寻思道：

“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属他调遣。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亦属他管下。只得教他去。”

书中的描述应该是准确的。

综上，梁中书、张都监、沧州知府，作为州、府的地方军事长官，从牢城营中选拔能干的配军，加以任用，担任自己的亲随、侍卫，合乎宋代的制度。

不过，《水浒传》在宋代法律问题上，其实存在一些小错误，试举两处：

一是神行太保戴宗的职务是“两院押牢节级”，这里的“两院”，一说左、右司理院，一说是司理院和州府院。宫崎市定先生指出，它们都属于刑部的文官系统，和兵部厢军的牢城营分属两个体系，因此戴宗不可能到牢城营去向宋江讨常例钱。

二是李丽平在《刺配——水浒传推演情节的特殊方式》一文中认为，《水浒》中被刺配的七位好汉，所犯的罪完全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被判了“刺配”，显然不合理。

而且这些人被发配的地方，除了沙门岛之外，也都不是远恶军州，甚至没有突破河北、山东的范围（宋江的江州稍远），同样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这是小说为了推进情节发展而做的刻意安排，是借助于主角的发配之旅，一路上带出更多的人和事。

插图来源：人民美术出版社《水浒传》连环画

参考：

1、宫崎市定：《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2、盛巽昌：《水浒传（补证本）》

3、《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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