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统治思想以法家学说为核心。

这个王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十五年，但其推行的法治理念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考察秦朝兴衰的历程，可以深入理解法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的得失。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诸侯争霸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诸侯国相继掀起变法运动。

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为秦国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鞅作为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主张明法制、开边界、重耕战。他强调以法治国，推行严刑峻法，规定赏罚必须以法令形式颁布，且不分贵贱尊卑，务必令行禁止。

这种法治传统在秦国扎根后，逐渐发展成为秦国的治国方略，使秦国迅速崛起。

商鞅变法的成功让秦国尝到了法治带来的甜头。秦国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法治传统，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秦国的强大正是“因法而兴”。

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治作为一把双刃剑，其效果取决于使用者如何驾驭。秦始皇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严刑峻法，这种做法与秦朝的速亡有着密切联系。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法家思想推向极致。他明确排斥上古五帝三王依靠宗教信仰统治的做法，坚持“作制明法”、“端平法度”。秦始皇认定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法家学说，体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胜利。

在统一后的大秦帝国，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焚书坑儒，废除百家之说，特别是憎恶儒家的仁义思想。他将法家思想神圣化，认为既然法治能够帮助他统一天下，自然也能确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

这种极端的法治思想导致了严重后果。秦朝统治者只相信酷法严刑，不重视道德教化；只讲求利害关系，忽视人伦亲情。

史料记载，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导致“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这种统治方式最终加剧了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法家思想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认为人性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司马迁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这种思想导致君臣、君民关系极度紧张。

到秦二世时期，暴政更加肆虐。他不仅残杀兄弟姐妹，还使“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秦朝统治者未能实现由攻入守的战略转变，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迅速覆灭。

秦朝的覆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苍天何日诛暴秦”成为后人的共识，秦以后再无人敢以公开的法家面目示人。

这种历史教训促使后世王朝普遍采取"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即表面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际仍保留部分法家思想。

这种转变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先秦法家虽然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的进步理念，但未能解决君主与臣民在法律面前的权利义务问题。

这一缺陷使法家思想蒙上了极权主义的阴影，也从反面证明了孔子、荀子提倡的礼法兼治更符合中国国情。

秦朝的历史教训表明，单纯依靠严刑峻法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后世王朝建立起的明儒暗法、礼法兼治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

这种特色既有其合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类似西方“三权分立”的纯法治国家管理体系在中国的形成。

通过研究秦朝以法治国的成败得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法治与德治、严刑与教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人民网：2015-05-14：以民为本 ，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论》初显毛泽东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