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隆平给自己的两个孙女取了很有意思的小名：一个叫大米，一个叫小米。两个孙女上幼儿园时，老师问她们：“你们爷爷是干什么的？”孙女们说：“我爷爷是看天气预报的。” 长沙的早晨，总是带点湿气。 天刚亮，院子里桂花香还没散，街角的豆腐摊已经吱吱地冒着热气。 那天幼儿园的教室里，光从半掩的窗户斜着照进来，尘埃在空中慢慢飘。两个小姑娘——扎着羊角辫，鞋尖还蹭着白粉——正晃着腿坐在小椅子上。 老师蹲下来，笑着问：“你们爷爷是干什么的呀？” “大米”和“小米”对视了一眼，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起说：“我爷爷是看天气预报的。”声音奶声奶气，还带着一点骄傲。 教室里笑声一片，老师笑得眼镜都歪了。 可这俩小家伙并不觉得好笑——爷爷的确每天都盯着电视机里那张五颜六色的天气图，看得比动画片还认真。 名字也有意思。大米，生在雨水节气，家里说这是天赐的水分；小米，夜空清亮的时候来世上，名字像一粒亮晶晶的种子。 还有个姐姐，叫“有晴”，出生那天，雨过天晴。 你看，这一家子连取名都沾着土地和天空的气息。她们印象里的爷爷，夏天穿白背心、凉鞋，坐在藤椅上喝稀饭，眼神不离电视上的云团和风向箭头。 有时还会皱皱眉，念叨一句“南边那片雨下得早了”，像是在跟老朋友通气。 可这人啊，在外头是另一副模样。 提起他的名字，谁都得添上个称号——杂交水稻之父。 可在孙女眼里，他不过是个天天盯着天气、喜欢偷偷给她们塞零食的老人。 往前翻几十年，那会儿的湖南安江，田埂边的泥还夹着稻草味。 学校在乡下，校舍不高，窗外就是稻田。袁隆平穿着打过补丁的裤子，带着学生下田。 夏天的太阳烤得人眼冒金星，脚踩在泥里，凉得发颤，腿上全是蚂蟥。他常常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看稻苗的叶片、数分蘖的节。 那年，他看到一株稻子——个头高、穗子沉，籽粒鼓鼓的，像个站得笔直的兵。 那一刻，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光，就像猎人看见了稀有的踪迹。 他开始琢磨，能不能让稻谷也用上杂交优势，把产量拉上去？ 这个念头，不是拍脑袋的。别人说不行，他偏要试。于是那些年，他天天跟稻子打交道。夏天热得像蒸笼，他蹲在田里，汗从脖子滑到背上，衣服湿透了。 秋天割稻，他用手去捏一捏，看谷粒饱不饱满。 1961年，他用那株“宝贝”试种，结果长出来的后代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干瘦。 他没骂运气，也没甩手走人，只是蹲下来继续想：问题出在哪？慢慢地，他摸到门道——那是株天然杂交的稻子。 要复制它，就得找对父母本，按着规律来。 十几年，就这么过去。无数次的失败，换来1973年的一声闷响——世界第一批“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育成。消息传开时，不是在会堂里，而是在田头——农民抬着稻穗，笑得合不拢嘴。 比常规稻多两成产量，这在那个饭票都紧巴巴的年代，意味着真能多吃一口饱饭。 他没停手。 七百公斤、八百公斤、九百公斤……数字一节节往上爬，就像梯子，每一步都得用力踩实。 2018年，他还喊出了亩产一千二百公斤的目标。人走了两年后，2023年的凉山，团队把数字推到1251.5公斤。那天的田里，谷浪一波波地涌，风吹过来像在点头。 他也不光想着中国。 越南、印度、马达加斯加……七十多个国家种上了杂交水稻，几百万公顷的地，长出来的都是能救命的粮食。 这些地方，有的收成第一次够自己吃，不用靠援助船。 你若看他在家的样子，是想不到这些的。他买菜拎个布袋，坐公交车回家；饭桌上不过几样家常菜，一碗稀饭就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跟孩子们说得最多的是：“干什么都行，要对社会有用。” 小儿子袁定阳学的也是农学，留在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做科研。孙女里，袁有明考进了中国农业大学，别人说这是“一门三代学农”，家里人笑笑——这就是顺着走下去罢了。 从小家里的聊天、出门的地方、过节的礼物，都跟土地和粮食有关系。久了，孩子自然就懂。 他不逼孙辈走科研路。二孙女爱马术，比赛视频他一帧帧看完，末了只说一句：“注意安全。”像在田里盯一株稻，既关心，也尊重。 粮食安全这个词，在他嘴里听不出什么官腔。 更多是小事——别浪费米饭，剩下的菜得收好。 对他来说，节约不是省钱，而是对劳动和土地的尊重。他的手上，老茧像地图一样布满掌心，那是几十年和泥水、秧苗打交道留下的痕迹。 那句“看天气预报”的玩笑，如今被反复提起。 它像一扇小窗，让人瞧见了科学家外面那层日常：光脚踩在泥里，手里提着菜，夜里对着电视上的云团皱眉。 那些伟大的数据、纪录、奖章，都和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