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教员在“秋收起义”时有多难吗？ 1927年的风，不是寻常的秋风。 它带着谷物的香气，也带着烧焦的木味和一种难言的紧迫感，从湘赣的山间一路刮到湖南浏阳张家坊。 村子外的路坑坑洼洼，两边的稻子低着头，像是都不敢抬眼看人。 那天，毛泽东走到这里，肩上的包带勒出了一道白印，心里盘算着第二天的事——秋收起义。 可他没想到，先迎面撞上了清乡队的枪口。 那不是客气的盘问，是粗暴的扣押。 木枪的枪托敲在肩膀上，发出闷响。 押解的路很短，不到二百米，前方的民团总部屋顶已经露出来。 这个距离，足够一个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也足够他在脑子里飞快算计一百次。 村口的水塘泛着光，边上的草高过腰，草叶尖上挂着水珠，像细小的刀刃。 他突然一偏身，整个人钻了进去。 泥水的味道呛进鼻子，草叶划得脸生疼，他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外面的脚步声时近时远，有人隔着几尺高喊，还有人干脆探头往里看。 天色一寸一寸暗下去，塘面失了光，才终于安静下来。 他从草丛里爬出来的时候，天边只剩下一道灰蓝。 那一刻，他不是心惊，而是心里多了一种笃定——第二天，枪声必须响起来。 几个月前，汉口的八七会议刚散，他带着那句日后广为人知的话回到湖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不是作口号用的，他在一次次失败、流血、丧命的消息里明白，没有枪，就只能任人摆布。 他没有去上海的高楼里等消息，而是往山里钻，见人、谈事，翻地图，摸清湘赣边的脉络。 那里山多，路险，消息闭塞，却正好能聚兵。 长沙郊外的沈家大屋里，有一晚亮着昏黄的灯，桌上摊着红布。 有人说还是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号稳妥些，这样不会招来太多麻烦。 毛泽东用手指点着那块布，说不行，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他把活交给了何长工去做——红底，黄星，星心里是镰刀和斧头，旗杆一侧的白布上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针脚密密的，布料散着新裁的味道，那不是装饰，而是立场。 9月9日，五千多人的队伍分三路出发。 修水、安源、铜鼓，枪声在不同的山谷炸开，惊起林里的鸟。 行军的人有的是老工人，有的是扛锄头的农民，鞋底磨得薄，他们还是往前走。 目标是长沙，可长沙的城墙背后，早就堆满了比他们多几倍的敌军，炮口正对着路。 起初还有冲劲，可几次试探下来，城门像一块冷硬的铁，怎么敲都不动。 兵力分散，协同不上，补给也跟不上，伤亡数字越来越刺眼。 9月中旬，队伍撤到平江文家市。 里仁学校的教室被挤得满满，墙上斑驳的石灰皮掉下来，掉在桌上的地图上。 有人拍着桌子要继续打长沙，说退一步就输了士气；有人低声嘀咕，再打就是去送命。 毛泽东看着地图，手指划到湘粤赣交界的山地，那片地方敌人的手伸得不够长。 去那里，可以保存人，重整枪。 外头的风透过窗户灌进来，把图纸的边吹起一角，灯焰晃了一下，屋里一阵沉默。 最后，决定离开长沙，往山里走。 山路的泥滑得像抹了油，石板泛着青光。 背伤员的，扛枪的，推独轮车的，脚下的节奏慢了下来。 雾从山谷里涌出来，打湿了军衣。 有人在路边给他们递一碗米汤，有人只是远远站着看，直到队伍消失在转弯处。 这条路的尽头是井冈山。 它的名字在那时还没多少分量，只是地图上一个绿得很深的地方。 可他们一步步走过去，把一支受挫的队伍带进了另一种活法里——不去和城里的重兵硬拼，而是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扎下根。 那年的秋天，风从张家坊吹到文家市，再吹到井冈山。 旗子在风里猎猎作响，红得像新翻的土，黄星在雾气里闪。 山路一转，队伍的背影就被林子吞了，只剩下旗角还在风里抖动，像是在对谁招手，又像是在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