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居，中日两国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当距离。尽管不乏直接或间接交流，却总是因重要性欠佳而遭人忽略。直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双方几乎同步祭出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才逐渐被命运捆绑到一起。早期交往

日本西部的九州 是最初与大陆有密切接触的地方

有史可查的中日官方交往，最早可向上溯到东汉时期。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重振河山，就有东瀛派出的使者到访。由于需要外邦朝和来增加自身权威，东汉建立者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来客也非常照顾。除了对倭使进行赏赐，还颁发一枚黄金打制的国王印，成为两国开启正式交往的见证。当然，在作为地区共主的东汉看来，小小的倭国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实质性影响。给予金印和赏赐，都是声张自身权威所必须的礼节性动作。而正处于弥生时代的日本，也因生产力相对低下，觉得这种外交有益无害。

赐予日本的倭国国王金印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中原王朝才正式册封卑弥呼为倭国国王，依然是此种思维的惯性产物。后者也通过外交加分，为自己统御更多群岛领地增加背书。实际上，当时的吴国与日本关系更加密切。由于水运发达，所以经常派船队到半岛和日本列岛贸易。所以魏国的亲善举动，也是为压制南方对手而实施的外交挖墙脚。至于两头拿好处的卑弥呼，也精明的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虽然是认可了曹魏正统，但与东吴的生意还是照做不误。在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传奇女王死后，国中立刻陷入混乱内斗。她的女儿壹与还遣使魏国，希望曹氏助其复位。于是，中原特使又匆匆赶往日本，帮自己钦定的王朝稳住局面。

卑弥呼成为首个与大陆交涉的日本政治家

相爱相杀

日本自身的实力增涨 是其与大陆交涉时的底气来源

随着西晋短暂一统，中原大地又很快过度到了南北朝乱世。因此，日本列岛方向也突然开始渺无音讯（大司马按：刘宋时期倭五王曾来乞封）。但来自吴越地区的贸易却没有停过，只是因记载极少而很容易为后人忽略。直到隋朝建立，逐渐成熟的日本已不再向过去那样毕恭毕敬。抵达洛阳的岛国特使，就在信中写上那句让隋炀帝暴跳如雷的：日初出之国致日末之国！但当中原帝国的实力恢复，日本也能敏锐的察觉到事态变化。大批遣唐使的到来，大都带有双重目的。不仅要学习帝国的制度和技术，也能让本国更好的了解大陆局势。稍后，以唐朝模式为样板的京都宫廷，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一个全新世代。尽管由于水土不服等因素，全盘唐化的尝试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但还是对日后的政治格局稳定有很大促进作用。

受大陆影响的军事变革 让日本有了更多对外干涉能力

此外，距离日本更近的半岛，已经成为其对外贸易和输出影响力的重要阵地。虽然很难倾全国之力进行远征，但通过交好百济等地方势力，还是能让岛国在大陆方向维持一个前哨基地。当唐朝军队执意越过汉江南下，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只是从参与程度和转型速度来看，岛国宫廷的反应也值得后人称道。例如著名的白江口之战，经常被不明所以者夸大为首次中日大战。然而，真正与唐军抗衡的主力，还是来自本地的百济武装。东瀛援军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添头，对于战局发展没有任何决定性因素。一旦确定最终局势，大量的遣唐使便替代士兵向西远行。大唐王朝的航海技术也远比后人臆想的要滞后，当然就没有军事惩戒日本的欲望。双方在最短时间内和好如初，不仅重温汉魏时代的美好，甚至一度比过去更加火热。

白江口之战 被后世追认为首次中日大战

对抗开始

宋朝的外交压力 让其继续对日本保持亲善

到了宋朝，日本对中原的关系又提升到新的层次。由于北方的辽金威胁，赵家统治始终需要在其他方向寻找自己的亲善对象。位于半岛的高丽朝鲜首当其冲，地域稍远的日本也不能就此无视。尤其是双方早已成型的海洋贸易，为大陆贸易被卡的宋朝提供了更多次级选择。等到蒙古兴起而南宋衰亡，很多遗民都漂洋过海来到日本躲避。这让列岛各地都出现以中国姓氏为源头的家族。他们也将不少技术传入日本，并依靠本地特色的制度维持利益，将许多影响力保持到了后世。

元寇入侵 无疑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然而，忽必烈的征服视野却远比中原君主要远。逐渐接过华夷秩序的日本，对于这个蒙古人的元朝带有本能抵制。随之而来的两次远征，也对日本内部的政局尝试了巨大撼动。虽然依靠顽强抵抗和神风助力获胜，但镰仓幕府却被发现过度衰弱，连有功之人的奖赏都无力支付。好在蒙古人已及时转变方向，将舰队派往南方的占城和爪哇，给了岛国内斗以充足时间。不过，宋元之交还是给中日关系制造出永久转折点。由于目睹中原王朝的陷落，日本从此不再对大陆抱有无限憧憬。大量吸纳的唐宋人口，也反过来给岛国以充分的文化自信。两次击败蒙元军队，不仅是最好的现实证明，也让大量投靠蒙古的南宋仆从军沦为奴仆。这些人对各地诸侯的心态变化，影响力势必会胜于残酷战争。

奔赴前线的抗元战士 将在稍后改变日本的内部政局

等不来的帮助

足利义满为经济利益 再次接受明朝册封

明朝建立后，日本的室町幕府继续维持着旧的抗争格局。朱元璋虽然为使节被砍而感到震怒，却还是基于历史教训而将对方列为不征之国。日本虽然可以在政治上游离，却不能无视海禁给自身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永乐时期，足利义满将军还为经济考虑而与紫禁城进行交涉。于是足利义满受封日本国王，在名义上成为了明朝藩属。虽然十年一贡的规定非常苛刻，却挡不住地方大名与明朝走私海商之间的绵绵情意。等到持有合法贸易证件的幕府衰微，更多山头林立的藩主也就自动成为倭寇船队的海外保护人。

倭寇恰恰是中日两国不能完全剥离关系的证明

公元16世纪，这种日积月累的不正当关系，势必因争贡之役的惨状而彻底引爆矛盾。当时的双方也不会料到，这样的相互交恶只是更大风波的开始。等到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占据大势，明日双方终于在相隔彼此之间的半岛上大打出手。首次深度介入大陆军事的藩主武装发现，自己以往的战争强度完全不适应这种更为残酷的对抗。但武士阶层的善战和新式火绳枪手的专业素质，还是被明军以身体很老实的方法所承认。部分战俘很快被地方大将收纳为精锐家丁，继续活跃在对抗缅甸、蒙古和满洲八旗的战争前沿。而残存的大陆海商也继续以日本为船只锚地，从而有了郑芝龙的日本爱情和往后名声更为显著的朱成功。

日本军队也在半岛首次感受到大陆战争的强度

这种浅层次的认可，最终又在17世纪中期结出了异样果实。面对大举南下的清军，作为南明隆武政权顶梁柱的郑芝龙，不得不向日本发出求援。已经坐稳江山的德川幕府，也因是否出兵问题而分为两派。但无论他们摆出何种观点，都在以海岛和大陆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考量。差别无非是积极增加投资，还是为不确定性而选择默认屈从。尽管主要涉及军事问题，但其思维核心的内涵，是今人都能隐约感觉的基调。公元1658年，郑成功北伐南京和长江沿线，并再次向德川幕府求援。但除了部分武器，没有从岛上求得一兵一卒。毕竟，从日本自身的角度考虑，这样才是能确保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无论国姓爷这样的亲善人士如何失望，又或是出生前明反倭派的士大夫如何继续敌视，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岛国核心的思维模式。

共享长崎锚地的清国与荷兰商船

在清朝完全稳固江山之后，大陆商船也是少有能直抵长崎的贸易对象。这既是日本对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出于对大陆强权的现实尊重。但当清国商船需要与荷兰红毛分享锚地，就是在预示下一场聚变风暴的开启酝酿。此时的日本，也已完全视自己是与清朝对等国家。只是在发展速度较慢的古代，任何变化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效果。虽然中日关系的内容还有不少近代部分，但笔者觉得已没有太多继续赘述的必要。这段让很多人都难以愉快的特殊时期，恰恰是两国同步受到近代全球化冲击的反常应对。站在更高的视角，俯览漫长的时间主线，就会发现其特殊性虽非常显眼，但占据比重却非常有限。相比之下，隋唐到南明之间的悲欢离合，才更贴近双方的原始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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