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江竹筠遭党内叛徒出卖，身陷渣滓洞英勇就义，而叛徒之妻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仍身居要职，四处宣讲，她背负着此等身份，究竟有何作为能受万人敬仰？ 先说说蒲华安的叛变，他不是一开始就想当叛徒。被捕后，敌人对他用了重刑，什么老虎凳、辣椒水都上了，他一度也扛住了。但最后，在敌人以他妻子左绍英和几个孩子的性命相威胁时，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抱着一丝幻想，以为供出一些情报就能保全家人，结果就把江姐在万县的联络方式给吐露了出去。这直接导致了江姐等一批地下党员的被捕。国民党也没饶了他，利用完就把他给杀了。 蒲华安是个叛徒，罪不可赦，但他叛变的动机里，又夹杂着对家人的牵挂。当然，这绝不是洗白，在革命信仰面前，任何个人情感的动摇都是致命的。 解放后，左绍英的日子可想而知。周围的人怎么看她？“那个就是大叛徒蒲华安的老婆。”这种指指点点，像刀子一样，每天都在割她的心。组织上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确认她对丈夫的叛变毫不知情，才恢复了她的工作。但官方的结论，挡不住民间的悠悠之口。 换做一般人，可能就此消沉了，或者干脆改名换姓，搬到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段历史彻底埋了。但左绍英没有。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直面它，然后用一辈子去弥补丈夫犯下的错。 首先是对孩子。她有三个孩子，丈夫没了，她一个人拉扯大。她没有对孩子们隐瞒父亲的过去。等他们稍微懂事，她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曾经是革命者，但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背叛了组织，害死了同志。这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债，你们要记住，一辈子都要堂堂正正做人，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 这种坦诚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没有让仇恨和耻辱在孩子心里生根，而是把它转化成了一种责任感。后来，她的几个孩子都成长得非常出色，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成了受人尊敬的人。 其次是对自己。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她当过老师，后来又在区政府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比别人更拼命。她心里憋着一股劲，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我左绍英，和我丈夫不一样。她为人正直，办事公道，谁家有困难，她都第一个伸手去帮。慢慢地，周围人对她的看法变了。大家开始觉得，蒲华安是蒲华安，左绍英是左绍英，不能混为一谈。她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为自己赢回了尊严。 而最震撼人心的，是她晚年的选择。退休后，她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申请去红岩革命纪念馆当一名义务讲解员。 这一下，所有人都惊了。红岩，渣滓洞，那是多敏感的地方？那里陈列着江姐的事迹，讲述着那段血雨腥腥的历史，而这一切，都和她丈夫的背叛直接相关。去那里，不等于天天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吗？ 但左绍英就这么去了。每周，她都会准时出现在纪念馆，穿上志愿者的红马甲，站在江姐的遗像前，一遍又一遍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那段历史。她讲江姐如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讲革命者们如何用生命和鲜血迎接新中国的黎明。她的讲解，没有华丽的词藻，但特别有力量，因为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 有人问她：“左老师，您每次讲这些，心里不难受吗？” 她说：“难受。但正因为难受，我才要讲。我的丈夫犯了罪，我替他还不了，但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她这一讲，就是十几年。直到她80多岁，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才离开讲解岗位。在这十几年里，她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很多人听完她的讲解，都感动得流泪。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弱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个大叛徒的妻子。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位对革命历史怀有无限深情的老人。 直到后来，她的身份才慢慢被一些媒体报道出来。这下，大家更敬佩她了。这份敬仰，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而是对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折服。 左绍英的一生，是对“救赎”这个词最好的诠释。她救赎的，不仅仅是丈夫的罪过和家庭的声誉，更是她自己的人生。她没有让自己活在“叛徒之妻”的阴影里，而是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温暖了无数后来者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