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法国一名叫费马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数学猜想，然后在空白处写道：“我有一种

1637年，法国一名叫费马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数学猜想，然后在空白处写道：“我有一种完美的证法，因空白太小，写不下！”可直到350年后，牛津大学的教授安德鲁才完成该猜想的验证。 就这么一句话，开启了数学界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噩梦”。无数顶尖的数学家，就跟中了魔咒一样，前赴后继地栽了进去。这感觉就像费马挖了个世纪巨坑，然后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往下跳。 第一个“上当”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欧拉。欧拉是谁？那可是数学界的巨人。他花了大力气，也只能证明在n=3和n=4的时候这个猜想成立。他翻遍了费马的手稿，发现费马确实给n=4的情况留了个思路，叫“无穷递降法”。欧拉顺着这个思路搞定了n=3，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大家慢慢发现，费马留下的这条路，很可能是一条死胡同。它能解决个别数字，但想用它证明所有大于2的n，根本行不通。这就好比你想徒步去月球，走几步发现方向对了，但走着走着发现脚下这条路根本就没通到天上去。费马这不经意的一笔，等于给后来的数学家们设了个巨大的路障，几乎所有人都被引到了错误的赛道上。 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一代代数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耗尽心血，从索菲热尔曼到柯西，再到库默尔，每个人都往前推了一小步，但离终点还是遥遥无期。 这个猜想的迷人之处，已经不完全在于它本身了。 就像挖宝一样，宝藏没找到，沿途却发现了很多新大陆。在证明费马猜想的过程中，诞生了好多数学分支，比如代数数论，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这只“老母鸡”自己没下蛋，却刺激别的鸡下了好几窝金蛋。 故事的转机，出现在1986年。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英国数学家，名叫安德鲁怀尔斯，决定向这个世纪难题发起总攻。 怀尔斯从小就是个“费马粉”。他10岁时就在图书馆看到关于这个猜想的书，当时就迷上了，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酷的问题。这个童年的梦想，一直埋在他心里。 但他没有走前辈们的老路。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毫不相干，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路线。这条新路的开辟者，是两位日本数学家——谷山丰和志村五郎。他俩在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学领域：椭圆曲线和模形式。 这猜想一提出来，当时没几个人当回事，觉得是异想天开。可后来，德国数学家弗雷敏锐地指出，如果费马大定理是错的，那么根据这组解构造出的椭圆曲线，将会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存在，它不可能有对应的模形式。 这下子，事情变得豁然开朗了！里贝特后来严格证明了弗雷的看法。 证明费马大定理，就这样巧妙地转化成了证明“谷山志村猜想”。 怀尔斯要做的，就是为这两个看似独立的数学世界，架起一座坚实的桥梁。 从那一刻起，怀尔斯把自己关进了阁楼，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秘密研究。这件事他只告诉了他的妻子，连同事朋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那七年，是孤独又漫长的。他一个人，在堆积如山的草稿纸里，构建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数学理论。 终于，在1993年6月，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系列讲座。听众们虽然觉得精彩，但谁也没想到重头戏在最后。第三天，在讲座的最后几分钟，怀尔斯在黑板上写下了他证明的结论，然后平静地转过身，对着台下目瞪口呆的数学家们说：“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吧。” 整个报告厅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疯狂地拍照，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那个困扰了人类358年的谜题，终于被解开了！ 怀尔斯的证明手稿长达200多页，交由专家评审。几个月后，一个坏消息传来：证明中存在一个非常细微但却致命的漏洞。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有期待，也有质疑。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拼命修补这个漏洞。他甚至找来了自己的学生理查德泰勒一起攻关。有好几次，他都濒临放弃。 直到1994年9月19日的早晨，就在他准备承认失败的前一刻，一个想法如闪电般击中了他。他意识到，三年前他为了绕过一个障碍而放弃的一个方法，恰好可以完美地补上现在的漏洞。 1995年，经过修改和精简的论文，长达130页，发表在顶级期刊《数学年刊》上。费马的猜想，终于正式成为了“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因为这项伟大的成就，获得了几乎所有他能获得的数学大奖，包括1996年的沃尔夫奖。遗憾的是，他错过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因为该奖项只授予40岁以下的数学家，而他完成证明时已经41岁了。但评委会为了表彰他的卓越贡献，破例为他颁发了一块独一无二的银质奖章。这块银牌的含金量，在很多人心中，超过了许多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