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以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部队整编为第3、第4、第5等3个兵团，辖第10至第18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28万余人。
当然，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并不是换了块牌子那么简单，毕竟从晋冀鲁豫野战军到第二野战军，下辖几个纵队分分合合。
令刘伯承最为难的，是要选三个兵团司令。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综合，三个兵团司令分别是杨勇、陈赓、陈锡联。
以上三人中，陈赓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存在，不光是因为他革命经历特殊，无论是资历、威望以及贡献，陈赓当个兵团司令都是有些大材小用的。
按照广大军事爱好者分析，陈赓应该和粟裕一样，出任野战军副司令员，才差不多匹配他的能力与地位。
至于杨勇、陈锡联，则是几个纵队司令员里面优中选优俄结果，他们是当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时最早的纵队司令员，杨勇是一纵司令员、陈锡联是三纵司令员，资历、威望以及个人能力属于同一档。
出乎意料的是，有两个人掉队，分别是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六纵司令员王近山。
一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为了举行上党战役，抽调各军分区主力部队成立野战纵队，当时没有野战军司令部，所以属于军区直辖。
分别是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四个纵队司令员分别是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
杨得志的一纵原定是要调东北的，但因种种原因，后来留在了晋察冀根据地，后来一纵虽然归建，但杨得志却留在了晋察冀军区，成为聂帅麾下一员战将。
在晋察冀根据地，杨得志发挥了也是独一档的作用，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重建野战军指挥部，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和他搭班子的政委是罗瑞卿。
当然，原计划里面陈赓的四纵也是要去东北的，但最终没去。
考虑到作战，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了六纵、七纵、八纵（没有五纵）。三个纵队司令员分别是王宏坤、杨勇、谢富治。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在巩县起义的国民党军38军，起义后改称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当时也是属于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部队。
六纵成立以后，司令员王宏坤因职务调整卸任，时任副司令员的王近山任接任。
1945年12月，成立不久的八纵与四纵合并，仍称四纵，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军区成立野战军指挥部，但当时这个野战军指挥部并不下辖军区所有的野战纵队，只有二纵、三纵、六纵、七纵以及冀鲁豫军区一部分兵力，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兼任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因为要负担指挥作战的重任，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薄一波负责。
一纵归建以后，与七纵合并，仍称一纵，因杨得志已经留在了晋察冀根据地，原七纵司令员杨勇出任了一纵司令员。
也不难看出，杨勇对比杨得志。陈再道本来是慢半拍的，但到此时他已经迎头追了上来。
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所率的主力纵队为一纵、二纵、三纵、六纵，揭开战略进攻序幕，而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及军区决定在主力走后，成立八纵（新成立）、九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四纵、九纵以及西北民主联军38军合成一个战略集团挺进豫西。王秉璋率领的十一纵则在豫皖苏地区配合华野西兵团挺进豫皖苏。
不久之后，十纵、十二纵也随大部队南下，作为新建军区以及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此后晋冀鲁豫军区在徐向前率领下还兴建了十三纵、十五纵，连同新成立的八纵归了华北军区，不过这就都是后话了。
1948年5月9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原军区并中原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就是原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下辖7个纵队。
二根据中原野战军的建成经历，也不难看出1949年二野建立兵团时，有能力竞争兵团司令的并不多。
像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1955年授衔时都是中将，仅就这一点上，也足以看出与其他几人差距。
据说王近山一度想要争一争兵团司令，但最终败给了杨勇，二野的老首长邓政委给出的理由是：
“你作战英勇，组织及指挥能力较强，屡立战功。然而，你存在一个缺陷，即不太擅长团结同志。身为一个兵团司令，关键在于能够将众人凝聚在一起，从这一方面来看，杨勇相较你而言更为适宜。”
其实有个历史细节。
据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曾有个故事。
黄济人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军师长黄剑夫，被俘以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当时参加学习的大多数都是我军高级将领，对他这个手下败将不大服气。杨勇以兵团司令之尊，率先垂范，向黄剑夫敬礼。
此事令黄剑夫十分感动，在致友人书信中还特意提及这件事：
“共产党人秉持虚心求学之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从一些小事上不难看出，王近山出局毫不意外，但好在他还出任了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留在了野战部队。
令人颇意外的是陈再道，在竞争兵团司令员一事上不仅出局，后来还离开了野战部队，到地方军区任职。
事实上，如果从早期革命经历看，陈再道晋升比陈锡联快，但两人差距并不大，抗战时期陈锡联就追上来，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几乎同时出任纵队司令员。
真正令两人拉开差距的，是羊山战役。
羊山战役期间，刘邓首长抽调二纵、三纵负责，并将战役指挥统一交给时任二纵司令员的陈再道，这一举动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意培养陈再道。
可这一战陈再道掉了链子，导致进攻部队伤亡很大。
刘伯承听闻羊山前线战况胶着后，冒着大雨赶往前线指挥部，看着战士们冒着雨作战，整个人陷在齐腰深的水里，不由得十分痛心，狠狠地批评了站在一旁的陈再道：
“仗打得太蠢了。不管你是多么高级的指挥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向你立正，但你没有权力让哪怕是一个士兵做无谓的牺牲！歼敌三千自损八百，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负歼敌三千之责，也要负自损八百之责。”
有鉴于此，刘帅现场更换了羊山战役指挥，把二纵、三纵的指挥交给了陈锡联。
整体上看，陈再道虽然是一员猛将，打仗时能够身先士卒，二纵战斗力也并不弱，但对比其他纵队，二纵战斗风格并不突出，以至于当时还有了个外号“姑娘纵队”。
三1949年2月，根据刘邓首长建议，陈再道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对于出任这一职务，陈再道一度想不通：
“编制序列、干部配备确定后，中原军区刘邓诸首长和干部分别交谈，征求意见。开始我思想上也不太通，不想到河南工作，主要是不愿意离开野战部队。”
刘邓首长当时就劝：
“干部如何安排，中央军委有统一的考虑……这是一副重担，你还是担当起来吧。”
刘邓首长所说的重担，指的是当时河南十分严重的匪患。
当然，除了东北因为解放的早，土匪都清理的差不多了，当时全国各地匪患都很严重，严重影响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各地土匪的形成，都有其复杂得历史原因，河南地处中原，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富饶之地，但随着中国近代以后，天灾人祸使得这片富饶之地深受苦难。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期，就对河南地区匪患有过深入了解，饶是以他们的阅历见识，也对河南地区匪患问题感到棘手。
1948年9月12日，邓小平、陈毅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在谈到河南地区匪患问题时说：
“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单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
1949年5月12日，原中原军区与四野合并为华中军区，并同时成立华中局。
针对河南军区武装力量不够，不足以彻底剿灭河南土匪的现状，华中局特意下令加强河南军区的军事力量，并把42军4个师以及热河骑兵师留在了河南，还把原桐柏军区所属部队改编成的58军也划归河南军区。
当时，陈再道正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愁，一下子得到了两个军的生力军，使得河南军区用于剿匪的部队扩充至十多万人。
就连陈再道也忍不住感慨：
“我过去参加了那么多战役，除淮海战役外，都没有这么多兵力参战。”
从下半年开始，陈再道集中精力处理河南地区匪患，至当年年底，河南全境土匪为之一空，为发展生产和社会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