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把全家人接到了日本。他一见到妻子的“陪嫁丫鬟”王桂荃，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妻子李蕙仙默默地把一切尽收眼底。一个夜晚，她和梁启超说：“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四岁时父亲猝死，被继母辗转转卖了四次，最后才成了李蕙仙的贴身丫鬟。 1889年，李蕙仙带着她嫁给梁启超时，自己已是23岁的大家闺秀，而梁启超还是17岁的岭南才子。 李蕙仙的父亲是顺天府尹，堂哥更是礼部尚书李端棻，这样的家世让她自带端庄气度，却也因常年操持家务和生育子女，身体一直不太好，连生两子后更是离不开汤药。 王桂荃的勤快和细心，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慢慢显露的。 她跟着李蕙仙从北京到广东，再到后来流亡日本，把梁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梁启超觉得“来喜”这个名字太普通，给她改名叫王桂荃，这个名字像一粒种子，悄悄在她心里扎了根。 到了日本后，王桂荃更是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没用多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家里对外联络的琐事几乎全由她操办，连梁启超的饮食起居也常常由她照料。 流亡生活本就拮据，她总能把有限的资源安排得妥妥当当，甚至学会了做日本料理，让孩子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吃得舒心。 梁启超对王桂荃的留意，或许正是源于这些细碎的日常。 那时他一边要躲避清廷的追捕，一边要撰写文章传播新思想，常常忙得废寝忘食。 王桂荃总会在恰当的时机端上热茶和点心，在他伏案写作时悄悄收拾好房间，从不多言却事事周到。 这种在艰难岁月里的妥帖照料，对于漂泊在外的梁启超来说，是无法忽视的温暖。 而这一切，都被李蕙仙看在眼里。 她知道自己身体孱弱，难以周全照顾丈夫和整个家庭，更清楚王桂荃的品性——这个跟着自己多年的丫鬟，不仅手脚麻利，更有一颗踏实可靠的心。 在李蕙仙的主持下，王桂荃成了梁启超身边的人，可因为梁启超早年和谭嗣同一起创办过“一夫一妻世界会”，碍于身份，连一个正式的小妾名分都没法给她。 王桂荃对此从没有过怨言，对外始终自称“梁府佣人”，依旧默默操持着家务，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 李蕙仙待王桂荃也并无正妻的架子，反而教她读书写字，两人更像是姐妹。 这种和睦的关系，让梁家在流亡的十四年里始终有着稳固的后方。 梁启超能放心地投身事业，拒绝袁世凯二十万元的封笔费，写下讨伐称帝的文章，背后离不开这个家庭的支撑。 王桂荃后来为梁启超生下了七个孩子，加上李蕙仙的子女，她一共要照料九个孩子的成长。 1924年，李蕙仙因癌症去世，临终前把孩子们郑重托付给了王桂荃。 三年后，梁启超也撒手人寰，留下九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和不多的遗产。 重担一下全压在了王桂荃肩上，可她没有垮掉。 为了供孩子们读书，她卖掉了天津的旧楼，把新楼出租，自己和孩子挤在后院的小楼里，唯独留下一间书房保存梁启超的书籍。 梁思礼要去美国留学时，她变卖首饰还不够，又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终于凑齐四百美元的路费，旁人说她疯了，她只说，就算卖裤子也要让孩子上学。 孩子们都打心底里敬重这个“娘”，后来这些孩子个个成才，梁思成成了建筑学家，梁思永成了考古学家，梁思礼成了火箭专家，三人都当选了中科院院士，另外几个孩子也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 王桂荃的晚年并不顺遂，特殊时期里因为梁启超的身份受到批判，被赶到阴冷的小屋，那时她已患上晚期肠癌。 1968年，83岁的她孤独离世，连一块正式的墓碑都没有。 直到1995年，梁家子女才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白皮松，取名“王桂荃树”，以此纪念这位无名无分却撑起整个家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