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大搞基建项目、通过财政投入和借债来发展，为什么要做“引鸠止渴”的事情呢？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经济增长的需求- 短期刺激经济：基建项目就像是经济的“兴奋剂”。比如，建设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购买大量的建筑材料，像水泥、钢材等，这会直接拉动建筑行业的发展。同时，还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从建筑工人到运输司机等一系列岗位都能受益。这些消费和就业能在短期内让经济数字变得好看，使地区生产总值（GDP）得到提升。
- 长期经济基础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以港口为例，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可以大大提高货物的装卸效率，吸引更多的贸易往来，从而带动临港产业，如物流、加工制造等行业的长期繁荣，这对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有深远的影响。
公共服务提升- 满足民生需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建设更多的学校可以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修建新的医院能够改善医疗条件，让居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这些基建项目的投入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 城市发展需求：对于城市的扩张和升级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比如，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缓解交通拥堵，方便人们的出行，同时也能带动沿线的土地开发和商业发展，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和吸引力。
财政体制和考核因素- 财权事权不匹配：在财政体制方面，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公共事务，但有时候财政收入却不能满足支出的需求。例如，在一些税收分配制度下，地方税收有限，而像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维护等事务又需要大量资金，这就导致地方政府需要借债来完成这些任务。
- 政绩考核导向：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部分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果。大的基建项目容易被视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这也促使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基建项目来展现工作成效。
政府如何来平衡财权事权财政体制改革
- 调整税收分配比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种，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中的分成。例如，对于一些与地方经济紧密相关的税种，如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可以考虑提高地方的留成比例，让地方政府有更稳定、充足的财源来履行事权。
- 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状况和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用于弥补地方财政缺口，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专项转移支付则用于特定的政策目标，如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优化事权划分- 明确各级政府职责范围：清晰界定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职责。例如，国防、外交等事务主要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基础教育、社区医疗等可以明确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事权，避免职责不清导致的财政支出责任推诿。
- 推进事权下移或上移：对于一些具有外部性强、受益范围广的事务，如跨区域的河流治理、生态保护等，可以考虑将事权上移到上级政府或者通过区域间合作来共同承担；而对于一些贴近居民生活、地方特色明显的事务，如本地文化活动、小型市政设施维护等，可以进一步明确为基层地方政府的事权，使事权和财权更加匹配。
拓展财政收入渠道- 合理利用政府资产资源：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盘活闲置的国有资产，如土地、房产等，将其出租、出让或进行经营性开发，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对于一些公共资源，如矿产资源、公共设施经营权等，可以采用合理的收费机制，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取收入。
- 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产业：结合地方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如旅游产业、特色农业等。通过产业发展带动税收增长，为地方政府履行事权提供经济支撑。
回望历史：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管理权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划分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古代时期：
- 夏商周时期：这一时期处于国家的早期形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较为松散。地方侯伯需要向中央王朝缴纳一定数量的朝贡品，地方政府以部落酋长的名义取得部落成员劳动所得的剩余产品，用于本部落的行政、司法、治安、水利和军事所需。此时中央对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控制相对较弱，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
- 秦汉时期：秦朝统一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事权方面，郡县地方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俸禄也由国家财政开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为直接。财政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制度，将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分开，由“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负责。地方的事权主要是征税、民政、司法、治安、赈灾、小型水利建设等，但配套财力有限。汉朝基本继承了秦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工作由郡太守总揽，东汉末改由州牧总揽财政。
2. 近代时期：
- 晚清至民国时期：晚清时期，政府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地方势力逐渐崛起，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民国时期，政治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地方财政混乱，各地财政状况差异较大。
3.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体制也相应地高度集中。地方政府的财权较小，主要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由中央统一安排。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对资源的集中调配，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恢复，但也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
4. 改革开放后至1994年：
- 改革开放后，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国实行了财政包干体制。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财权，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财政政策和发展计划。例如，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增加了财政收入。然而，财政包干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央财力困难、地方盲目投资和经济割据等。
5.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
- 1994 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对税种进行了划分。将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适合于中央组织征管的税种划归中央，作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将分布零散、同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适合于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归地方，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税额大、增长快、税源比较稳定的税种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建立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机制。
6. 近年来的改革与发展：
-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适度加强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和能力，同时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例如，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等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将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等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