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从左至右：梁思成、林徽因、朱自清
1948年3月31日，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一文在《大公报》发表。梁思成、林徽因读到后撰写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回应，阐述了与朱自清不同的观点，并在当年将其以“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名义用单行本印发。
《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原稿除梁思成手迹外，还保留了大量林徽因的手迹。据研究者认定，该文实系梁林二人共同执笔。朱自清与梁思成、林徽因多有交往，朱自清在日记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梁林的记录，对林徽因的观念、作品赞许有加。1948年4月5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诚恳地写道：“访思成，阅所写有关文物问题的文章。他关于发展活的城市和保留独一无二的古都的主张，确为独到之见解。”
他们三位在人生一些重要关头选择了相似的道路。这里的分歧，只是君子“和而不同”的表现，由此也可见文科和理工科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差异。
这里，我们将两文并发，以飨读者。林徽因更多著述，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全集
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
梁思成、林徽因
北平文物整理的工作近来颇受社会注意，尤其因为在经济凋敝的景况下，毁誉的论说，各有所见。关于这工作之意义和牵涉到的问题，也许有略加申述之必要，使社会人士对于这工作之有无必要，更有真切的认识。
北京城墙旧照
北平市之整个建筑布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但更要注意的是：虽然北平是现存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它却不仅是历史或艺术的“遗迹”，它同时也还是今日仍然活着的一个大都市，它尚有一个活着的都市问题需要继续不断的解决。
北京城墙旧照
今日之北平仍有庞大数目的市民在里面经常生活着，所以北平市仍是这许多市民每日生活的体形环境，它仍在执行着一个活的城市的任务，无论该市——乃至全国——近来经济状况如何凋落，它仍须继续的给予市民正常的居住、交通、工作、娱乐及休息的种种便利，也就是说它要适应市民日常生活环境所需要的精神或物质的条件，同其他没有文物古迹的都市并无多大分别。所以全市的市容、道路、公园、公共建筑、商店、住宅、公用事业、卫生设备等种种方面，都必如其他每城每市那样有许多机构不断的负责修整与管理，是理所当然。
所不同的是北平市内年代久远而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多，而分布在城区各处显著地位者尤多。建筑物受自然的侵蚀倾圮毁坏的趋势一经开端便无限制的进展，绝无止境。就是坍塌之后，拆除残骸清理废址，亦须有管理的机构及相当的经费。故此北平在市政方面比一个通常都市却多了一重责任。
我们假设把北平文物建筑视作废而无用的古迹，从今不再整理，听其自然，则二三十年后，所有的宫殿坛庙牌坊等等都成了断瓦颓垣，如同邦卑（Pompeii）故城（那是绝对可能的）。试问那时，即不顾全国爱好文物人士的浩叹惋惜，其对于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影响将如何？其不方便与不健全自不待言。在那样颓败倾圮的环境中生活着，到处破廊倒壁，触目伤心，必将给市民愤慨与难堪。一两位文学天才也许可以因此做出近代的《连昌宫词》，但对于大多数正常的市民必是不愉快的刺激及实际的压迫。这现象是每一个健全的公民的责任心所不许的。
北京城墙旧照
论都市计划的价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现存）的平面配置与立体组织，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就是从现代的都市计划理论分析，如容纳车马主流的交通干道（大街）与次要道路（分达住宅的胡同）之明显而合理的划分，公园（御苑坛庙）分布之适当，都是现代许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美国都市计划权威Henry S. Churchill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现代的观点分析北平，赞扬备至。
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却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整个的故宫不必说，其他许多各个的文物建筑大多数是富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无论世界何处，人们无不以游览古迹参观古代艺术为快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这几天北平游春的青年们莫不到郊外园苑或较近的天坛、三殿、太庙、北海等处。他们除了上意识的感到天朗气清聚游之乐外，潜意识里还得到我们这些过去文物规制所遗留下美善形体所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启发及自信的坚定。）无论如何，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
天坛旧照
在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北平当时市政当局有见于此，并得到北平学术界的赞助与合作，于二十四年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直棣行政院，会辖的执行机关为文整会实施事务处，由市长、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正副处长；在技术方面，委托一位对于中国建筑——尤其是明清两代法式——学识渊深的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负责，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朱桂辛先生及几位专家做顾问，副处长先后为汪申、谭炳训两先生，他们并以工务局的经常工作与文整工作相配合。自成立以至抗战开始，曾将历史艺术价值最高而最急待整理的建筑加以修葺。每项工程，在经委员会决定整理之后，都由建筑师会同顾问先作实测调查，然后设计，又复详细审核，方付实施。
杨先生在两年多的期间，日间跋涉工地，攀梁上瓦，夜间埋头书案，夜以继日的工作，连星期日都不休息，备极辛劳，为文整工作立下极好的基础和传统精神。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至抗战开始时，完成了主要单位有天坛全部，孔庙，辟雍，智化寺，大高玄殿角楼牌楼，正阳门五牌楼，紫禁城角楼，东西四牌楼，若干处城楼箭楼，东南角楼，真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等等数十单位。
真觉寺（五塔寺）旧照
当时尚有其他机关团体使用文物建筑，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园，对于文物负有保护之责，在当时比较宽裕的经济状况下，也曾修缮了许多建筑物。其中贤明的主管长官，大多在技术上请求文整会或专家的协助。
大高玄殿旧照
北平沦陷期间，连伪组织都知道这工作的重要性，不敢停止，由伪建设总署继续做了些小规模的整理，未尝间断。
复员以后，伪建设总署工作曾由工务局暂时继续，但不久战前的一部分委员及技术人员逐渐归来，故又重新成立，并改称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仍棣行政院，执行机构则改称工程处，正副处长仍由市长及工务局长分别兼任。委员会决定文物整理之选择及预算。实施方面，谭先生仍回任副处长，虽然杨先生已离开，因为技术人员大多已是训练多年驾轻就熟的专才，所以完全由工程处负责；而每项工程计划，则由委员中对于中国建筑有专门研究者予以最后审核。
复员以后的工作，除却在工务局暂行负责的短期间油饰了天安门及东西三座门外，都是抽梁换柱，修整构架，揭瓦检漏一类的工作，做完了在外面看不见的。有人批评油饰是粉饰太平，老实说，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当时他们的确有“粉饰胜利”的作用。刚在抗战胜利大家复员的兴奋情绪下，这一次的粉饰也是情有可原的。
朱自清先生最近在《文物·旧书·毛笔》一文里提到北平文物整理。对于古建筑的修葺，他虽“赞成保存古物”，而认为“若分别轻重”，则“这种是该缓办的”，他没有“抢救的意思”。他又说“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朱先生所谓保存它们到“像化石一样”，不知是否说听其自然之意。果尔，则这种看法实在是只看见一方面的偏见，也可以说是对于建筑工程方面种种问题不大谅解的看法。
正阳门旧照
单就北平古建筑的目前情形来说，它就牵涉到一个严重问题。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所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失修倾圮的迅速，不惟是中国建筑如此，在钢筋水泥发明以前的一切建筑物莫不如此，连全部石构的高直式（Gothic）建筑也如此（也许比较可多延数十年）。因为屋顶——连钢筋洋灰上铺油毡的在内——经过相当时期莫不漏，屋顶一漏，梁架即开始腐朽，继续下去就坍塌，修房如治牙补衣，以早为妙，否则“涓涓不壅，将成江河”。
在开始浸漏时即加修理，所费有限，愈拖延则工程愈大，费用愈繁。不惟如此，在开始腐朽以至坍塌的期间，还有一段相当长久的溃烂时期。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危害市民安全，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拆除的工作可能比现在局部的小修缮艰巨得多；费用可能增大若干倍。
还不只如此，拆除之后，更有善后问题：大堆的碎砖烂瓦，朽梁腐柱，大多不堪再用（北平地下碎砖的蕴藏已经太多了），只是为北平市的清道夫和垃圾车增加了工作，所费人力物力又不知比现在修缮的费用增大多少（现在文整工作就遭遇了一部分这种令人不愉快而必须的拆除及清理废址的工作）。到那时北平市不惟丧失了无法挽回的美善的体形环境，丧失了无可代替的历史艺术文物，而且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负担。北平文物整理与否的利害问题，单打这一下算盘，就很显然了。
现在正在修缮中的朝阳门箭楼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楼于数年前曾经落雷，电流由东面南端第二“金柱”通过下地，把柱子烧毁了大半。现在东南角檐部已经倾斜，若不立即修理，眼看着瓦檐就要崩落，危害城门下出入的行人车马。若拆除，则不能仅拆除一部分，因为少了一根柱子，危害全建筑物的坚固，毁坏倾颓的程序必须继续增进。全部拆除，则又为事实所不允许。除了修葺，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的途径。文整的工作大都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抗战以前，若干使用或保管文物建筑的机关团体，尚能将筹得的款修缮在他们保管下的建筑。如故宫博物院之修葺景山万春亭古物陈列所之修葺文渊阁，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之经常修葺园内建筑物等等，对于文物都尽了妥善保管与维护之责。
智化寺旧照
但这种各行其是的修茸，假使主管人对于所修建筑缺乏认识，或计划不当，可能损害文物。例如冯玉祥在开封，把城砖拆作他用，而在鼓楼屋顶上添了一个美国殖民地时代式（Colonial style）的教堂钟塔，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因而开封有了“城墙剥了皮，鼓楼添个把儿”的歌谣。又如北平禄米仓智化寺是明正统年间所建，现在还保存着原来精美的彩画，为明代彩画罕见的佳例。日寇以寺之一部分做了啤酒工厂。复员以后，接收的机关要继续在这古寺里酿制啤酒，若非文整会力争，这一处文物又将毁去。
恭王府是清代王府中之最精最大最有来历者，现在归了辅仁大学，但因修改不当，已经面目全非，殊堪惋惜。又如不久以前胡适之先生等五人致李德邻先生请饬保护爱惜文物的函中所提各单位，如延庆楼、春藕斋等，或失慎焚毁，或局部损坏。所举各例，都是极可惋惜的事实。反之如中央研究院及北平图书馆之先后借用北海镜清斋：松坡图书馆之借用北海快雪堂；清华大学之使用清华园水木清华殿（工字厅），以及玉泉山疗养院最近请得文整会的许可，将原有船坞改建为礼堂；乃至如几家饮食商人之借用北海漪澜堂、五龙亭等处，都能顾全原制，而使其适用于现代的需要。使用文物建筑与其保存本可兼收其利的。因此之故，必须特立机构，专司整理修缮以及使用保管之指导与监督。
而且战前有力修葺自己保管下文物的机关团体，现在大多无力于此，因此文整工作较前尤为切要。例如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屋顶浸漏，午门历史博物馆金柱腐蚀，故宫太和殿东角廊大梁折断，北海万佛楼大梁折断等等，各该机关团体都无力修葺，文整会是唯一能出这笔费用并能为解决工程技术的机构。这些处工程现在都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中。
清华大学有一个工程委员会，凡是校内建筑与工程方面的大事小事，自一座大楼以至一片玻璃，都由该会负责。教职员学生住用学校的房产，无能力对于房屋的修葺负责，也不该擅自改建其任何部分；一切必须经由工程委员公办理。文物整理委员会之于北平市，犹如工程委员会之于清华大学，是同样负责修缮切实审查工程不可少的机构。
还有一点：北平文物虽不能成为不朽的化石，但文整工作也不是为它们苟延残喘而已。木构建筑物的寿命，若保护得当，可能甚长。我亲自实地调查所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建，至今已一千零九十一年；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辽统和二年建，已九百六十四年；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宋大中祥符元年建，已九百四十年。此外宋辽金木构，我调查过的就有四十余处，元明木构更多。日本尚且有飞鸟时代（我隋朝）的京都法隆寺已一千三百三十余年。
北平文物建筑中最古的木构，社稷坛享殿（中山公园中山堂），建于明永乐十九年，仅五百二十一岁（此外孔庙大成门外戟门可能部分的属于元代），若善于保护，我们可以把它再保留五百年。也许那时早已发明了绝对有效的木材防火防腐剂，这些文物就真可以同化石一样，不用再频加修缮了。到民国五百三十七年时，我们的子孙对于这些文物如何处置，可以听他们自便。在民国三十七年，我们除了整理保存，别无第二个办法。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绝不能推诿的。
朱先生将文物、旧书、毛笔三者相提并论。毛笔与旧书本在本文题外，但朱先生既将它们并论，则我不能不提出它们不能并论的理由。毛笔是一种工具，为善事而利器，废止强迫学生用毛笔的规定我十分赞同。旧书是文字所寄的物体，主要的在文字而不在书籍的物体。不过毛笔书籍也有物体本身是一件艺术品或含有历史意义的，与普通毛笔旧书不同，理应有人保存。至于北平文物建筑，它们本身固然也是一种工具，但它们现时已是一种富有历史性而长期存在的艺术品。假使教育部规定“凡中小学学生做国文必须用毛笔；所有教科书必须用木板刻版，用毛边纸印刷，用线装订；所有学校建筑必须采用北平古殿宇形制”；我们才可以把文物、旧书、毛笔三者并论，那样才是朱先生所谓“正是一套”。否则三者是不能并论的。
至于朱先生所提“拨用巨款”的问题由上文的算盘上看来，已显然是极经济的。文整会除了不支薪津的各委员及正副处长外，工程处自技正秘书以至雇员，名额仅三十三人，实在是一个极小而工作效率颇高的机构，所费国币实在有限。朱先生的意思要等衣食足然后做这种不急之务。除了上文所讲不能拖延的理由外，这工作也还有一个理由，说起来可怜，中国自有史以来，恐怕从来没有达到过全国庶众都丰衣足食的理想境界。
今日的中国的确正陷在一个衣食极端不足的时期，但是文整工作却正为这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若问“巨款”有多少？今年上半年度可得到五十亿，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不到二万元。我们若能每半年以这微小的“巨款”为市民保存下美善的体形环境，为国家为人类保存历史艺术的文物，为现在一部分市民解决衣食问题，为将来的市民免除了可能的惨淡的住在如邦贝故城之中，受到精神刺激和物质上的不便，免除了可能的一笔大开销和负担，实在是太便宜了。
许多国家对于文物建筑都有类似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机构和工作。英国除政府外尚有民间的组织。日本文部省有专管国宝建筑物的部门，例如上文所提京都法隆寺，除去经常修缮外，且因寺在乡间，没有自来水，特拨巨款，在附近山上专建蓄水池，引管入寺，在全寺中装了自动消防设备。法国有美术部，是这种工作管理的最高机关。意大利也有美术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以文物建筑作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自不待说，其他许多中世纪以来的文物建筑，莫不在政府管理保护之下。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莫不爱护自己的文物，因为文物不惟是人民体形环境之一部分，对于人民除给予通常美好的环境所能刺发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触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他们不惟爱护自己的文物，而且注意到别国的文物和活动，一九三六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中，英美法苏德比瑞挪丹等国都贡献出多件他们所保存的中国精品。战时我们在成都发掘王建墓，连纳粹的柏林广播电台都作为重要的文化新闻予以报道。美军在欧洲作战时，每团以上都有“文物参谋”——都是艺术家和艺术史家，其中许多大学教授——协助指挥炮火，避免毁坏文物。
意大利San Gimignano之攻夺，一个小小山城里林立着十三座中世纪的钟楼，攻下之后，全城夷为平地，但是教堂无恙，十三座钟楼只毁了一座。法国Chartres著名的高直时代大教堂，在一个德军主要机场的边沿上，机场接受了几千吨炸弹，而教堂只受了一处——仅仅一处（！）——碎片伤。对于文物艺术之保护是连战时敌对的国际界限也隔绝不了的，何况我们自己的文物。我们对于北平文物整理之必然性实在不应再有所踌躇或怀疑！
左：《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1935-1940）》
右：《林徽因全集：戏剧 翻译 日记 中文书信》
文物·旧书·毛笔
朱自清
这几个月，北平的报纸上除了战事、杀人案、教育危机等等消息以外，旧书的危机也是一个热闹的新闻题目。此外，北平的文物，主要的是古建筑，一向受人重视，政府设了一个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并且拨过几回不算少的款项来修理这些文物。二月初，这个委员会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为适应北平这个陪都的百年大计，请求政府“核发本年上半年经费”，并“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至于毛笔，多少年前教育部就规定学生作国文以及用国文回答考试题目，都得用毛笔。
但是事实上学生用毛笔的时候很少，尤其是在大都市里。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是悬案。在笔者看来，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多少少有些“保存国粹”的意思。“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阙”,“食古不化”, “迷恋骸骨”, “让死的拉住活的”。笔者也知道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并且笔者自己也多多少少分有他们的情感，自问也还不至于顽固到那地步。
不过细心分析这种主张的理由，除了“思古之幽情”以外，似乎还只能说是“保存国粹”；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先民的优良的成绩，所以才值得保存，也才会引起我们的思念。我们跟老辈不同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关于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有一家报纸上曾经有过微词，好像说在这个战乱和饥饿的时代，不该忙着办这些事来粉饰太平。本来呢，若是真太平的话，这一番修饰也许还可以招揽些外国游客，得些外汇来使用。现在这年头，那辉煌的景象却只是战乱和饥饿的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讽刺，的确叫人有些触目惊心。
这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是这年头无衣无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公家用钱，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计划，这笔钱不用在这儿，大概也不会用在那些无衣无食的人的身上，并且也许还会用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去。那么，用来保存古物就也还不算坏。若是真能通盘计划，分别轻重，这种事大概是该缓办的。笔者虽然也赞成保存古物，却并无抢救的意思。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笔者不同意过分的强调保存古物，过分的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但是“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并不用多花钱，却是对的。
北京城墙旧照
旧书的危机指的是木版书，特别是大部头的。一年来旧书业大不景气。有些铺子将大部头的木版书论斤的卖出去造还魂纸。这自然很可惜，并且有点儿惨。因此有些读书人出来呼吁抢救。现在教育部已经拨了十亿元收买这种旧书，抢救已经开始，自然很好。但是笔者要指出旧书的危机潜伏已经很久，并非突如其来。清末就通行石印本的古书，携带便利，价钱公道。这实在是旧书的危机的开始。
但是当时石印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说是错字多，固然，主要的还在缺少那古色古香。因此大人先生不屑照顾。不过究竟公道，便利，又不占书架的地位，一般读书人，尤其青年，却是乐意买的。民国以来又有了影印本，大部头的如《四部丛刊》，底本差不多都是善本，影印不至于有错字，也不缺少古色古香。
这个影响旧书的买卖就更大。后来《四部丛刊》又有缩印本，古气虽然较少，便利却又加多。还有排印本的古书，如《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也是方便公道。又如《国学基本丛书》，照有些石印本办法，书中点了句，方便更大。抗战前又有所谓“一折八扣书”，排印的错误并不太多，极便宜，大量流通，青年学生照顾的不少。比照抗战期中的土纸本，这种一折八扣书现在已经成了好版了。现在的青年学生往往宁愿要这种排印本，不要木刻本；他们要方便，不在乎那古色古香。买大部书的人既然可以买影印本或排印本，买单部书的人更多乐意买排印本或石印本，技术的革新就注定了旧书的没落的运命！将来显微影印本的书发达了，现在的影印本排印本大概也会没落的吧？
至于毛笔，命运似乎更坏。跟“水笔”相比，它的不便更其显然。用毛笔就得用砚台和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这东西，形如小船，不知叫什么名字，用墨膏，装在牙膏似的筒子里，用时挤出），总不如水笔方便，又不能将笔挂在襟上或插在袋里。更重要的，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这是毛笔的致命伤。说到价钱，毛笔连上附属品，再算上用的时期的短，并不见得比水笔便宜好多。好的舶来水笔自然很贵，但是好的毛笔也不贱，最近有人在北平戴月轩就看到定价一千多万元的笔。
自然，水笔需要外汇，就是本国做的，材料也得从外国买来，毛笔却是国产；但是我们得努力让水笔也变成国产才好。至于过去教育部规定学生用毛笔，似乎只着眼在“保存国粹”或“本位文化”上；学生可并不理会这一套，用水笔的反而越来越多。现代生活需要水笔，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本位文化”的空名字是抵挡不住的。毛笔应该保存，让少数的书画家去保存就够了，勉强大家都来用，是行不通的。至于现在学生写的字不好，那是没有认真训练的原故，跟不用毛笔无关。学生的字，清楚整齐就算好，用水笔和毛笔都一样。
学生不爱讲究写字，也不爱读古文古书——虽然有购买排印本古书的，可是并不太多。他们的功课多，事情忙，不能够领略书法的艺术，甚至连写字的作用都忽略了，只图快，写得不清不楚的叫人认不真。古文古书因为文字难，不好懂，他们也觉着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去读。根本上还是由于他们已经不重视历史和旧文化。
这也是必经的过程，我们无须惊叹。不过我们得让青年人写字做到清楚整齐的地步，满足写字的基本作用，一方面得努力好好的编出些言文对照详细注解的古书，让青年人读。历史和旧文化，我们应该批判的接受，作为创造新文化的素材的一部，一笔抹煞是不对的。其实青年人也并非真的一笔抹煞古文古书，只看《古文观止》已经有了八种言文对照本，《唐诗三百首》已经有了三种（虽然只各有一种比较好），就知道这种书的需要还是很大——而买主大概还是青年人多。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努力的方向。至于书法的艺术和古文古书的专门研究，留给有兴趣的少数人好了，这种人大学或独立学院里是应该培养的。
连带着想到了国画和平剧的改良，这两种工作现在都有人在努力。日前一位青年同事和我谈到这两个问题，他觉得国画和平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成了定型，用不着改良，也无从改良；勉强去改良，恐怕只会出现一些不今不古不新不旧的东西，结果未必良好。他觉得民间艺术本来幼稚，没有得着发展，我们倒也许可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像国画和平剧已经到了最高峰，是该下降，该过去的时候了，拉着它们恐怕是终于吃力不讨好的。照笔者的意见，我们的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得批判的采取旧文化旧艺术，士大夫的和民间的都用得着，外国的也用得着，但是得以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为主。改良恐怕不免让旧时代拉着，走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
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
林徽因最美的时刻，其实是她说话的时候 | 专访林徽因外孙女于葵
当年林徽因、梁思成奋力保护的，不止是北京中轴线
星标“人民文学出版社”，愿好文学始终与你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