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脚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访问菲律宾，支持菲律宾的南海权益。后脚巴特策策格参加欧安会第32次会议称，蒙古国坚定支持欧安组织价值观和基本原则。 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外交看似取得进展，实则是其地缘困境下的无奈选择，这种在睦邻友好与第三邻国之间走钢丝的操作，本质上是被自身生存环境和经济结构逼出来的现实考量。 作为一个被中俄两大国完全包围的内陆国家，蒙古国没有一寸出海口，这种地理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先天局限，所有对外通道都必须依赖中俄两国的铁路网络和港口设施，这就意味着它的经济命脉在很大程度上被邻国所掌控。 在进口方面，蒙古国同样离不开中俄的供给，老百姓日常所需的日用品、食品，工厂生产所需的石油、电力，甚至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仅2020年的数据就显示，中国和俄罗斯合计占蒙古国进口总额的65.3%，其中中国供应的电力和卡车分别占其进口同类产品的4.5%和9.1%，这种全方位的物资依赖让蒙古国始终存在着被“卡脖子”的担忧。 正是这种深刻的依赖感，让蒙古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的多支点外交方针，并在2011年将第三邻国外交正式写入法律，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发展与中俄之外国家的关系，打破地理上的封闭和经济上的单一依赖，为自己寻找更多安全保障和发展出路。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访问菲律宾并支持其南海权益，本质上就是这种外交思路的具体体现，蒙古国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联系，拓展自身在亚洲地区的外交空间，或许还暗藏着寻找新贸易伙伴和运输通道的考量，但南海问题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双边事务，涉及中国的核心领土主权，蒙古国的这一表态显然忽视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这种为了讨好第三邻国而触碰地区敏感问题的做法，无疑会给中蒙关系带来潜在风险。 而其在欧安会高调支持该组织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则是将第三邻国外交的触角延伸到了欧洲，试图通过拥抱西方安全体系，获得中俄之外的安全背书，毕竟欧安组织作为欧洲重要的安全机制，背后有多个西方大国支持，蒙古国想借此向外界传递自身外交的多元化，减少对中俄安全保障的依赖。 但这种两头下注的走钢丝行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矛盾和风险，从经济层面来看，尽管蒙古国积极与美国、日本、法国等第三邻国开展合作，比如与美国签署稀土出口协议、与法国达成16亿美元的铀矿合同、接受日本每年超5亿美元的投资，但这些合作始终无法摆脱对中俄基础设施的依赖，即便与第三邻国达成了资源出口协议，煤炭、稀土等产品要运出去，依然要借助中俄的铁路和港口，2024年中蒙贸易额达到186.2亿美元，占蒙古国外贸总额近七成，这样的贸易结构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 就像蒙古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的甘其毛都—嘎舒苏海图口岸跨境铁路，其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提升对华煤炭出口效率，每年预计3000万吨的运输量能承担近六成的煤炭出口任务，这恰恰说明其经济发展依然离不开与中国的深度绑定。 从安全层面来讲，中俄作为蒙古国的直接邻国，始终是维护其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而欧安组织远在欧洲，根本无法为蒙古国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这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合作，更多只是外交姿态。 同时，蒙古国在第三邻国外交中过度向西方倾斜，已经引起了中俄的关注，俄罗斯专家就曾警告过蒙古国的“反相”迹象，其与西方签署的空域协议、资源合作协议等，已经触及到了中俄的战略利益，比如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谈判的拖延，就与蒙古国的态度摇摆有关。 而蒙古国社会层面的一些变化，比如从2005年开始普及英语教育、赴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减少等，虽然看似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长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外交决策的偏向，让第三邻国外交的倾斜更加明显。 更关键的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外交始终面临着现实的悖论，它既想通过第三邻国摆脱对中俄的依赖，又不得不依靠中俄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转和国家安全，这种矛盾让其外交政策时常出现摇摆。 比如在跨境铁路建设上，既与中国签署协议推进项目，又在西方压力下出现犹豫；在资源出口上，既想给西方提供稀土、铀矿等战略资源，又离不开中俄的运输通道；在安全问题上，既想拥抱西方安全体系，又不敢彻底得罪中俄。 这种走钢丝的状态，让蒙古国的外交看似灵活，实则充满不确定性，一旦处理不好与中俄的关系，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毕竟中俄作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邻国，对其发展的影响力是任何第三邻国都无法替代的，而忽视这一基本事实的外交操作，最终可能让蒙古国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