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为证明身份只身来到北京，在检察院门口主动去“碰瓷”检察长，唱完一首军歌后，向检察长庄严敬礼：“请求归队！”这一跪，跪碎了围观者的心。 没人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曾是红军队伍里最年轻的文化教员。 五十年了，从硝烟里活下来，却在和平年代成了“没身份的人”。 十二岁那年，肖成佳的私塾先生没了。 日本兵的炮弹炸飞了学堂的牌匾，也炸碎了先生唯一的儿子。 先生一口老血喷在戒尺上，没几天就跟着去了。 地里的庄稼刚冒头，就被溃兵抢得精光，他看着路边饿死的孩子，攥着半截铅笔投奔了红军。 首长嫌他年纪小，他急得直跺脚：“我能教大家认字！”就这么着，十二岁的肖成佳成了识字班的“小先生”，把“阶级”写成“刀劈木柴分两半”，战士们听得直拍大腿。 十八岁那年，汉奸带着马家军摸到了驻地。 子弹像冰雹似的砸下来，肖成佳背着伤员往后撤，没留意背后的冷枪。 再醒来时，手脚都被铁链锁着，牢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父母变卖家产换他出来，可他再也找不着部队了。 他试过找当地政府，可档案早就在战火里烧没了，谁信一个没凭证的“红军”？ 1979年春天，他揣着攒了十年的积蓄，一路扒火车到了北京。 本来想找民政部，可走到检察院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落实政策”，脚就挪不动了。 天安门广场的风裹着歌声飘过来，是那首《杜娘歌》，红军时期教战士们唱的调子。 他跟着哼起来，唱到“红旗插遍全中国”时，身后有人拍他肩膀：“同志，你这歌词，是哪学的？” 那人是黄火青，刚调任最高检检察长。 肖成佳红着眼唱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黄火青盯着他手腕上那道被铁链勒出的疤，突然想起三十年代那个教战士写“革命”二字的小鬼：“你是不是总把‘命’字的竖钩写得特别长？”肖成佳愣了愣，抬手摸向手腕的疤，当年教战士写字，为了让“命”字站得稳，他特意把竖钩拉得老长，像战士们站岗的枪。 身份恢复那天，肖成佳没要政府的补助，只把红本本揣在怀里，回了延吉。 他在小学门口摆了个识字摊，教孩子们写“红军”“祖国”，一教就是二十年。 我觉得，他教的哪里是字，是让每个孩子都记得，曾有人为这些字拼过命。 直到2005年冬天，他趴在桌上再也没起来，手里还攥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归队”两个字，笔锋和当年在红军识字班时一模一样。 后来孩子们说，肖爷爷总在黄昏时唱《杜娘歌》，调子跑了却越唱越响。 黑板上的“归队”二字被雨水冲刷了又写，就像他从未放下的那声敬礼，不是对过去的执念，是把战火里的文化火种，从识字班的石板，传到了和平年代的黑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