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2年毛主席和唯一幸存的儿子毛岸青的合影，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卫士长和秘书谈过，我最怕见到他，一见到他就想到了开慧，想到了岸英。主席内心的痛是无法割舍的。 一九六二年，中南海院子里按下快门，父子俩面色平静。 毛主席后来悄悄说，最怕见到这个儿子，一见就想起在板仓牺牲的开慧，想起在朝鲜牺牲的岸英，这一句像叹气，又像在心口划了一刀。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东乡板仓，毛岸青出生。那时毛主席奔走在长沙、宁乡、安源筹建国民党组织，孩子刚满月，他就离开湖南去上海，再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只能把《贺新郎·别友》留给妻子，把缺席留给儿子。 岸青四岁时，父亲发动秋收起义，又一别二十一年。 七岁那年，杨开慧被反动军阀逮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兄弟三人在毛泽民、外婆和舅妈护送下辗转到了上海，不久就只能自己在街头熬日子，小弟毛岸龙病死，他被特务巡捕毒打，两耳受伤，落下脑震荡，这点暗伤伴了一辈子。 他记住的父亲，多半藏在几件小事里。 打碎瓷杯，本以为要挨骂，毛主席捡起碎片，给他讲杯子从泥到瓷要多少工序、多少人流汗，要他记住物件都来得不易。 蹲地上玩玻璃片，保姆急着夺走，毛主席摇头，说真划破一次就记住了，以后自会远离危险，这种看似“心狠”的做法，其实是想让孩子敢碰世界，又知道哪儿锋利。 一九三六年，十三岁的岸青和岸英在上海流浪多年，被地下党找到，秘密送往苏联，先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后并入伊万诺夫第一儿童院。 兄弟俩刻苦读书，跳过级，读完十年制学校，岸青考入东方大学，岸英进军校，在苏联卫国战争大反攻中当上中尉军官，受到斯大林嘉奖，岸青则挖战壕、抬伤员，做支前劳动。 到苏联后，兄弟俩和父亲重新通了信，从莫斯科写到延安，讲学习和生活。毛主席在窑洞里一封封看，抽空回信，还托人寄去哲学、文学书，让孩子别丢了中国味。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他在信里说，看见岸英好像看见岸青，希望他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又提到五岁半的李讷，给他寄两张剪纸。 延安时期他第一次拿到两个儿子的合影，抱着照片来回走，新中国成立后还对工作人员说，很同情岸青，小小年纪就流落上海，被警察打过几次，对他的刺激很大。 一九四七年，岸青从苏联回国，经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明知黑龙江克山县寒冷、多病、还有土匪，还是让他用童年化名“杨永寿”去那里参加土改试点，从十月干到次年五月，同农民一起住，一起下地。 岸青懂俄文，会算盘，会乐器，就给村里人算账、宣传政策、拉曲子活跃夜晚。毛主席在信里说“永寿有很大进步”，又告诉岸英，永寿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 新中国成立后，岸青分到中宣部马列著作编译室，长期翻译俄文资料，参加翻译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著作。 感情上不顺，他迟迟找不到对象。 毛主席找他谈话，说谈恋爱别扛着“毛泽东儿子”的名头，就说自己是中宣部翻译，还劝他多考虑工人、农民出身的姑娘，别把条件提得太高。 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后，他精神压力陡增，旧病翻发，住进医院，后来被送往苏联治疗。 一九五五年，刘思齐到莫斯科大学读书，顺道去看望他，他托嫂子带信给毛主席，请求回国，毛主席同意。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建议他到青岛、再到大连养病，还在视察间隙去探望。早在中南海见过他的邵华，此时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岸青对这个小姑子早有好感，却不好开口。 有一天，毛主席提起“你嫂子的妹妹”，等于替他点了头，他开始给邵华写信，讲苏联和克山的经历，也讲自己的打算，邵华一一回信，两人在纸上慢慢靠近。 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听说他们已经交朋友，托刘思齐陪邵华到大连看望，又写信叮嘱岸青听医生和同志的，好生静养，问他和“少华”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还让他向大连市委和医务人员转达谢意。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她二十二岁，毛主席六十七岁，老父亲看着这门婚事，总算踏实。 五一节前夕，两人在大连结婚。两年后，夫妻间有了矛盾，岸青精神脆弱，邵华也有委屈，毛主席在外地，六月三日清晨七点写信给邵华，劝她好好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少一点，多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还提到《上邪》要多读。 一九七〇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毛主席给孙子取名“新宇”。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对岸青像天塌，往后每到清明、到诞辰和忌日，他都要翻出照片。 岸青和病痛纠缠一生，却一直往前走。 他在中宣部翻译马列著作，也写文章，多次回到韶山、板仓和老根据地，重走长征路，到革命老区、工厂、农村调研，关心老少边穷地区，帮助失学儿童，支持创办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毛岸青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四月二日，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外排起长队，花圈摆到院外，他身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戴缀着红星的军帽，身上覆盖鲜红党旗，安静地躺在鲜花和翠柏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