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战胜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主席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 陕北窑洞里灯火微暗，土炕上坐着几个人。 张闻天捏着旱烟杆，敲着炕桌说，当年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只剩三万人，四周几十万国军合围，本该全军覆没，怎么最后还能打到陕北。 王稼祥裹着旧棉袄，笑着回一句，靠的是毛主席写的一副对联，那十六个字救了命。 这话得从一九三四年深冬说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人，行军缓慢。 南昌行营里，蒋介石拍着地图，认定湘江就是红军的葬身之地，调集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拉出四道封锁线，上有飞机扫射，下有重炮封锁。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奉命断后，五千闽西子弟堵在火力最猛的地段，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亲手扯断肠子牺牲。 战斗结束，湘江水面浮尸蔽日，当地百姓口口相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中央红军挤出封锁线时，只剩三万出头，人均一公里倒下四名战士，这就是窑洞里那句“三万人”的来历。 队伍拖着这身伤进贵州。 黎平指挥部里雨点砸在油布顶上，桌上摊着一张被水浸花的地图。 毛主席顺着标记看去，前方有何键二十万大军堵在湘西，侧翼还有桂军切断退路，老路走到底，就是往蒋介石设计好的“口袋阵”里钻。 他要来炭笔，在门板上写下十六个字的机动作战方针，周恩来举起马灯念出，朱德在旁拍腿，说比黄埔课堂那几本教科书实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几句，从此成了规矩。 没多久，通道会议开在一间矮屋里。外头飘雪，屋里争吵声顶在梁上。 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军团会合，博古扶着眼镜照着共产国际电报逐条念。毛主席掀开棉帘进门，军大衣上挂着冰碴，把最新情报摊在桌上：靖州已经布下伏兵。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用手撑着床沿坐起，表态赞成西进贵州。 张闻天把烟斗在桌角一磕，说再往“口袋”里钻，就是整支队伍去送命。连一向谨慎的凯丰也举手，路线从这时起拐向西边。 队伍突然西转，贵阳“剿总”司令部先乱成一团。 薛岳对着电话拍桌子，说这帮残兵败将怎么比兔子还滑。 前线不少战士干脆把那十六个字编成顺口溜，在路上哼着：“白狗扎营就放枪，狗腿一软就追桩。” 乌江边挑出三十个水性好的战士，半夜摸黑泅渡对岸，专挑川军换岗时抓哨点，几声枪响，火把成排点起，江风一吹，火光拖成长蛇。 守军团长睡眼惺忪，只当红军主力已经大举渡江，匆忙下令撤退，整条防线跟着崩散。 指挥权真正扭转，是在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城里青瓦楼灯火通明，二十来个人围桌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拍着尚未痊愈的伤口，质问洋顾问那一套指挥害死了多少同志。王稼祥被抬进会场，躺在担架上，情绪一激动，伤口渗血，也要撑着说话，主张让毛主席来掌舵军事。 张闻天递上一厚摞材料，把一路的军事错误逐条记录。 争论整整持续三天三夜，周恩来到头来把总负责职务主动让出，指挥棒正式交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走出青瓦楼，走廊里站着徐特立，抬眼一看，那双眼睛里有泪光，三年沉压的指挥才能重新回到战场。 从这以后，门板上的十六个字铺到了赤水河两岸。 赤水河一带战果清楚：歼敌两万，缴获三千支枪，是长征途中最提气的一次翻身仗。 仗能打成这样，还得看沿途老百姓认不认这支队伍。 进大凉山前，毛主席把几位主官叫到跟前，把纪律先压下去：谁动彝族老乡一粒苞谷，军法处置。山里雾重火暗，刘伯承和小叶丹在索玛花丛中歃血，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子递过去，小叶丹摸着五角星，说你们跟以前进山的汉官不一样。 后来大部队穿过彝区，山路旁摆着荞面饼和山泉水，戴英雄结的汉子站在一旁高喊“红军瓦吉瓦”，一句“好得很”，说明账已经算在心里。 翻出彝区，还有夹金山和草地。 大雪刮在脸上，炊事班长把最后一点辣椒汤舀给伤员，自己啃着冰块充饥。 雪窝里伸出一只僵硬的拳头，十七岁的卫生员吴清昌蹲下去，一点点掰开，那是一张党证和几枚银元，是牺牲的刘志海留下的，准备交到头来一次党费。 草地上更难熬，粮食紧张，一个连的指导员偷抓一把炒面，当场被撤职。 红三军团有个炊事班，九个人一路烧火做饭，自己饿死在路上，大锅里还给后面留着一锅野菜汤。 腊子口附近，先头部队摸到粮仓，彭德怀要从军费里掏出银元留下给当地藏胞。 寺庙里的喇嘛看到门板上写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线”的字样，主动带路，把队伍从大沼泽旁边领了出去。 长征最后走到甘肃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城头红旗招展，几路红军在这里会师。 朱德握着贺龙的手打趣，说二军团还多带了八千新兵，这些人大多来自贵州苗寨和四川彝区，跟着一支不拉伕、不抽丁的队伍，从大山走到陕北。 西安那边，张学良听到捷报，对幕僚感叹，红军带百姓，像父兄带子弟，这样的队伍想不赢也难。 三个月后，他发动兵谏，在对外通电里写下“共军以弱胜强，实因深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