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去世，当华国锋赶到中南海时，毛主席已无呼吸，情急之下，华国锋迅速下达了一项命令，而正是这个决定，令后人感激不已。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夜色压得很低，人民大会堂灯光通明，酒杯碰出几声轻响，一通电话打进来，把宴会气氛切断。工作人员走到华国锋身边，俯身说了几句，他的脸色一下子发白，酒杯放在桌上没再端起，起身往外走，脚步比进来时快了许多。 车子冲向中南海，窗外的路灯往后退。 前一天下午，毛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生当场下了病危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纷纷赶到病房。医生提醒：“还有什么要说的，就趁现在他还清醒。”在场的人听完，只好更用力盯着病床。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上的曲线拉平，监护仪发出提示音。 毛主席闭上眼睛，医院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各个楼层都响起哭声，走廊里、楼梯口，干部、护士、病人和家属混在一起抹眼泪。 华国锋赶到时，毛主席已经静静躺在那张床上。 白布铺得很平，灯光晃得人眼睛发酸，他往前走两步，身子一晃，要不是旁边工作人员伸手扶一下，人就要坐到地上。 短暂沉默之后，他咬紧牙关挤出一句话，要马上开政治局会议，把主席的身后事定下来。 会场里，大家把那份火化协议翻了出来。 早些年，毛主席就签过字，跟身边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以后走了，就火化处理，骨灰撒到大海里，不修陵，不立碑，和普通党员差不多就行，这个意思反复提过，不是临时起意。一些同志看着那份协议，觉得照这个办，才算尊重本人的主意。 气氛在某个节点上拐了个弯，华国锋发言时语气不高，一句句往外推，说毛主席不光是一名老党员，更是这个国家的领袖，是立下过大功劳的人物，普通人的火化是平常事，人民领袖这一步要不要另当别论，这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他提到国外有把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做法，说可以参考，把毛主席留在人民面前，让后人想念的时候有个看得见的所在。 这话一出口，桌上摆的不再只是那份火化协议，而是一整套关于“怎么放置毛主席”的思路。 有的同志若有所思，有的当场点头，公开反对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江坐在一侧，情绪激烈，强调毛主席应该留在人民中间，表示赞成保存遗体，又顺势加了一句：既然是华国锋提的建议，遗体保护这件事，就由他来负责。 长期保存遗体，技术难度很高，哪怕温度湿度有一点差错，后果都不好收拾，谁是第一责任人不用多问。叶剑英看了看华国锋，又看了看会场，心里明白这不是轻巧活，他站起来，说了几句分担风险的话，意思就是事情重大，责任应该由集体来扛。 会场安静了片刻。 华国锋没有往后退，反而往前迈了一步，他提出立刻组建遗体保护科研小组，把能用上的力量集中起来，研究防腐和长期保存的办法，各个环节都按科学标准来做，不给任何疏漏留下口实。 等他说完这一串，叶剑英轻轻叹了一口气，不少人也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件事算是真正落到了他肩上。 方案确定后，中央拍板，要为毛主席打造一具规格空前的水晶棺。 材料从哪儿调，工艺如何保证，玻璃的透明度和承重能力达到什么标准，技术部门一项项往下细化。水晶棺还在制作时，毛主席的遗体被安放在中南海的地下室里，那地方谈不上气派，可温度湿度容易控制，适合做长期保存前的处理，科研小组轮班守着，一遍遍做记录。 水晶棺的事刚有眉目，北京又迎来一项大工程。 天安门广场南侧要修建一座新的建筑，用来安放毛主席的遗体，对外开放，让群众前来瞻仰。 方案讨论时，不同声音都出现过，有人提到毛主席留下的火化愿望，也有人担心把遗体安在广场中央，会不会显得太过隆重，大家想着社会情绪的起伏，也想着普通老百姓心里的那股依恋，慢慢就认定，纪念堂能给那个年代找一个情感落脚点，比争论本身更重要。 一九七七年，纪念堂落成，毛主席的遗体从地下室移入水晶棺，安放在大厅中央。 那天的警卫队列整齐，灯光沿着台阶往上铺，前来吊唁的人神情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清楚这一刻会被记住，那一口水晶棺不仅封存了一具遗体，也把一段历史和很多人的记忆，一起锁进了这座城市的正中心。 直到今天，毛主席纪念堂门口排着长队。 老战士从口袋里掏出发黄的证书，年轻人背着书包抬头看着那尊画像，老人、小孩混在一条队伍里，许多人走进大厅，只在水晶棺前停几秒钟，却会在心里默默说一句话。 如果严格按照火化协议操作，毛主席的骨灰会撒入大海，广场上也许是一片空地。 历史最后选的是另一条路。 那一夜，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匆匆奔向中南海，在失去重心的悲痛里做出承担风险的选择，把主席“留”在了这个国家的中心。 多年以后，站在纪念堂外望进去的人，很难不在心里生出感慨：当年那个决定，确实改变了许多人面对历史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