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卫立煌为保85岁家母求助朱德，朱德深感棘手，转而请教毛主席。毛泽东看罢思索后，决定将卫列入“战犯名单”头条，人们后来才悟到其中深意：这是对卫存续之恩。 1949年，香港冬天阴冷，海风往屋里钻。 卫立煌窝在一间小屋里，对着信纸发愣。南京软禁几年，好不容易经上海上船逃到香港，钱庄一折腾，老底赔得差不多。合肥老家还有85岁的老母和年迈的父亲，那座城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残部、特务都在乱窜，他很清楚，刀要是真砍下来，最容易被拿去出气的，就是这两位老人。 他能想到的名字不多，最后在抬头写下“朱德兄”。 这封信到了北京，静静摆在朱德案头。 朱德认出字迹，默默读完，脸色一紧，把信递给毛主席。毛主席一字一字看过去，放下纸，只问了一句：“时间上来得及吗？”这一句，等于把界限划清：卫立煌可以列入“战犯名单”，账要算清，家中老人若还能救，就想办法救。 商量以后，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地下交通线悄悄转起来。情报人员潜入合肥，摸清卫家情况，把两位老人秘密接出城，送往解放区安置，吃穿用药都安排妥当，还特意叮嘱“这是卫立煌的父母，要照料周全”。 等一切稳下来，朱德再回信香港，告诉他二老已经安全。 那封回信送到手里，卫立煌反复看，心里明白得很：北京这边一手把他写进“战犯名单”头条，一手把老人从火坑里捞出来，这里面既有清算，也有护人。 这份护，来得不算突然。时间往回拨到1937年，山西忻口战役，战线分成三路：左翼是杨爱源，中路由卫立煌指挥，右翼由朱德率八路军。 八路军负责警戒，破坏交通线，袭扰敌后，还缴获不少物资。日军兵力强、火力猛，这仗终究没守住忻口，却成了国共第一次大规模并肩抗战的起点，两人也在那时记住了对方。 1938年初，卫立煌在山西作战，听说朱德要从临汾去洛阳，特地托人捎话相见。 见面那天，朱德穿着灰色棉布军装，腰上系条普通皮带，看着像个朴素农人，眼神很硬。两人握手，谈忻口，也谈平型关、雁门关，还聊八路军怎么在山里打游击。 会谈结束，两人同坐一节车厢去洛阳，在摇晃的夜车上聊战局、聊百姓、也顺口说到各自家里的老人，那种阵营之间的生分感，很快就淡了。 同年2月，日军在华北南部集中了约10万人，阎锡山、卫立煌、朱德在临汾附近土门镇合计出兵：朱德指挥东路军，阎锡山扛西路，卫立煌负责南路，两家还各抽出半个师交给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 卫立煌打算趁日军主力出动反扑太原，日军抢先固守，他只得在韩信岭死扛10天，再向中条山撤。日军攻陷长治直逼临汾，城里准备不足，朱德带百余名战士在古县镇硬挡一个旅团，足足拖住3天。 撤退途中，同蒲路被打通，汾河桥梁被炸毁，退路被生生切断。 卫立煌急电朱德，希望从大宁借道，穿过晋绥军防区和八路军115师阵地东进。蒋介石催他去洛阳开会，他干脆提出经延安转道。 4月，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车队从延边关出发，经延川县进了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 延安窑洞简陋，粮弹紧缺，卫立煌心里有杆秤，走时下令给延安送去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还有一批夏装、电话机和医用药品。 同年8月，十八集团军总部通知卫立煌，朱德要来汇报作战、商量后续部署，他吩咐按八路军办事处的规格接待，在麦场开欢迎大会。 那次见面，朱德送来两匹枣红马，是对日作战缴获的战利品；卫立煌回赠一支新式大号枪、一支自来水钢笔，钢笔上刻着“立煌敬赠”四个字。礼物不算多贵，却把一种“可以托付”的意思摆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卫立煌被推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对手就是朱德指挥的人民解放军。 东北最终被解放军拿下，百姓夹道欢迎，他却被软禁在南京小楼里，成了等待清算的旧军头。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蒋介石准备退到台湾，还想拉一批旧部随行。 卫立煌看得明白，跟过去多半是当挡箭牌，设法脱身到了香港。钱庄吃掉积蓄，合肥父母身在险地，他才咬牙写下那封求助信。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他在报纸上看到开国大典，对家人说“终归是中国人，要回去”，随即给毛主席发去贺电。 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表达欢迎。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回到北京，很快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把这些年跟着蒋介石打仗、背锅的见闻讲给台湾那边的旧同事看。 回国以后，朱德派人把他接到办公室，两人多年未见，话不算多，每句都压着往事。 卫立煌当面提起合肥那次，说那是救了一家人的命，朱德只是摆手，说朋友之间该帮就帮。 两人的夫人很快相熟，在北京成了常来常往的姐妹，朱德还请彭德怀、聂荣臻、陈毅几位老战友作陪，一桌人围坐，把各自的人生接到了一处。 1959年，他又染上肺病，再次住院，朱德又来到床前，两人握着手，说得不多。 1960年1月17日0点40分，卫立煌在北京去世，朱德难过了很久，在旁人眼里，那种伤心劲头，很像送走了亲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