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率75万大军伐吴，为啥不捎上诸葛亮？毛主席分析两大原因 刘备率大军伐吴时不

刘备率75万大军伐吴，为啥不捎上诸葛亮？毛主席分析两大原因 刘备率大军伐吴时不带诸葛亮，表面看是奇事，实则藏着蜀汉政权深层的战略权衡与人事困局。 毛主席当年分析的两个核心原因，至今仍穿透历史迷雾：一是诸葛亮的身份已成为孙刘关系的微妙枢纽，二是益州作为蜀汉根本不容有失。这两点互为表里，构成刘备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 先说第一重羁绊：诸葛亮的“联吴”底色与家族关系，让他无法置身伐吴前线。自隆中对起，诸葛亮便将“外结好孙权”定为基本国策，赤壁之战更亲手缔造孙刘联盟。但荆州失守、关羽被杀后，吴蜀关系已从盟友转为仇敌。此时诸葛亮若随军出征，无异于亲手撕碎自己毕生维护的外交框架。更微妙的是，其兄长诸葛瑾时任东吴南郡太守，恰是荆州争夺战的直接参与者。刘备军中多为荆州旧部，张飞、黄忠等将领与关羽情同手足，复仇情绪炽热。 若诸葛亮这个“主和派”随军，轻则被质疑立场，重则引发荆州派系的信任危机——毕竟诸葛瑾刚以劝和之名写信给刘备，言辞间难保不流露东吴立场。这种情况下，诸葛亮置身事外反而是对蜀汉团结的保护。刘备清楚，伐吴需要的是同仇敌忾的士气，而非夹杂私人关系的谋臣。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诸葛亮的存在本身就是孙刘博弈的缓冲带。孙权杀关羽后，刻意保留诸葛瑾的职位，甚至派他出使蜀汉，意图通过“诸葛兄弟情”软化刘备。刘备若带诸葛亮上前线，等于堵死了任何外交斡旋的可能——正如汉中之战时，刘备让张飞避开夏侯氏姻亲的敏感地带，伐吴时也需让诸葛亮远离东吴的“亲情牌”。 这种安排看似冷落，实则是刘备对诸葛亮的保护：避免他陷入“忠孝难两全”的舆论漩涡，更防止东吴利用亲属关系离间蜀汉核心层。史载诸葛亮在伐吴期间“居成都，足兵足食”，表面是后勤工作，实则是刘备刻意将他置于“超然”位置，以便战后重启外交时，仍有可信的纽带。 再说第二重考量：益州不稳，诸葛亮必须镇守根本。刘备称帝时已六十一岁，半生漂泊终于夺得益州，深知这块“天府之国”是蜀汉唯一的战略依托。此前夺取益州时，诸葛亮便以“镇国家，抚百姓”的内政能力，为前线提供粮草兵员。 汉中之战后期，正是诸葛亮从益州调兵补员，才让刘备得以击败曹操。此刻伐吴，看似倾巢而出，实则暗藏后手——刘备亲率的四万主力（含五溪蛮一万），仅占蜀汉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北线黄权的一万五千水军、江州李严的后备军，都需要诸葛亮居中调度。 更关键的是，益州士族对刘备政权的认同远未稳固，法正、庞统等益州系核心相继离世，若诸葛亮随军东征，一旦后方出现叛乱（如南中夷族、东州派系），蜀汉将面临灭国之危。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刘备伐吴次年，汉嘉太守黄元便趁乱反叛，若非诸葛亮提前布置，后果不堪设想。 刘备的年龄与健康也是重要因素。夷陵之战前，张飞被刺、黄忠病逝，蜀汉元老级将领仅剩赵云，而赵云明确反对伐吴。刘备深知，若自己有不测，必须有人能镇住益州局面。诸葛亮的治国能力、在荆州派系与益州士族间的平衡作用，无人可替代。 正如他临终前白帝托孤所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这种信任，早在伐吴时便已埋下——让诸葛亮留守，不是不用，而是“不能不用”。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追忆“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正呼应了夷陵战败后，他收拾残局的历史事实。 此外，刘备对诸葛亮军事风格的认知，也影响了用人选择。正史中的诸葛亮长于内政与战略规划，短于临场奇谋，这在汉中之战已见端倪——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前线主谋是法正，诸葛亮更多负责后勤。伐吴需要的是针对东吴水军、山地作战的灵活战术，这恰是诸葛亮的弱项。 刘备宁可依赖黄权的水军经验、冯习的山地部署，也不愿让诸葛亮在不擅长的领域冒险。这种分工，看似浪费人才，实则是刘备对团队能力的清醒认知：正如刘邦留萧何守关中，刘备需要的是“镇国之宝”，而非“随军谋士”。 两场关键战役的对比，更凸显刘备的用心：汉中之战，法正随军，诸葛亮守益州；伐吴之战，法正已死，诸葛亮必须接过“萧何”的角色。刘备并非不知前线缺乏顶级谋士，否则也不会在惨败后叹息“若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东行”。 毛主席曾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刘备伐吴时的安排，恰恰暗合这一军事哲学。他看似冒险的东征，实则留了诸葛亮这个“活人”守益州；看似冷落的后方调度，实则是将最珍贵的资源放在最关键的位置。 历史证明，这种选择虽未能挽回夷陵之败，却让蜀汉在大败后仍保有翻盘的根基——诸葛亮凭借益州的稳定，七年后仍能组织十万大军北伐，正是刘备当年布局的延续。所谓“不带诸葛亮”，实为以一时之失，换全局之稳，是政治家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