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周迪道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长征，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38年后，他进入华中地区，加入新四军序列，主要负责后勤和情报联络。1941年调至浙东根据地，担任南山财经委主任，那时部队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和物资短缺问题。他日常处理账目分配，协调地方资源支持抗日活动。1944年春，上级指派他进入宁波日占区，目标是筹集800万元经费，用于购买武器和药品。他携带伪造证件穿越封锁线，抵达后通过观察伪军和商人的活动，逐步建立联系网络。活动期间，他记录日伪据点分布，准备从伪商渠道获取资金运回根据地。 周迪道在敌区活动初期，联系地下联络员获取情报支持。他走访市场和茶馆，打探伪军粮仓和运输路径，计划利用这些信息转移资源。就在他整理情报准备行动时，内部叛徒泄露行踪，导致日军突袭逮捕。他被押往宪兵队监狱，遭受鞭打和电击等刑讯，伤口肿胀化脓，体力严重衰竭。几天后，他表示愿意合作，日军遂放松监视，将他转移至较松散的牢房。他利用机会，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出密信，提出潜伏计划。上级审慎评估后，同意这一策略，并安排配合措施。 获释后，周迪道被日军安排组建400反间谍小组，他自任组长，代号401。这一小组表面上针对新四军活动，实际成为掩护。他先提供几条过期情报，如新四军旧驻地位置，让日军出动无功而返，从而降低怀疑。日常工作中，他与伪商洽谈生意，收取部分资金用于拉拢伪军，同时将另一部分通过地下渠道运回根据地。他还套取日军运粮路径情报，导致补给中断。此外，他指证害人叛徒与新四军有联系，日军迅即逮捕处决该人。这些行动逐步巩固了他的伪装地位。 周迪道在潜伏期内，组织物资采购，包括磺胺药品、纱布和电台等必需品。这些物品分批装运，夜间用小船沿河偷渡至根据地，支持部队作战。他还获取枪支弹药，藏匿后逐步转移。一次日军突击搜查其住所，他通过指点无关物品蒙混过去。整个过程，他保持低调，避免暴露真实意图。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他已策反多名伪军，积累了大量情报和资源。他的活动直接削弱了日伪在宁波地区的控制力。 周迪道的潜伏工作体现了情报战的复杂性。他利用财经背景，与当地商人建立关系网，表面上参与伪政权经济活动，实际从中抽取资金支持抗日。小组成员中，有些是原新四军同志，也通过类似方式潜伏。他定期传递日军动向情报，帮助根据地避开扫荡。策反工作针对伪军中不满分子，提供保护承诺，逐步扩大影响。到日本投降时，他已掌握两艘汽艇和一批物资，作为返回的保障。他的经历反映了地下工作者在敌后环境的生存策略。 在抗日战争后期，周迪道的角色从情报员转向伪组织领导，这要求他平衡伪装与真实任务。他避免直接参与日军暴行，重点放在情报获取和物资转移上。小组活动覆盖宁波周边，监控伪军动态，及时报告给上级。一次次情报传递，阻止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突袭。他还利用职位释放过被捕的抗日人士，间接挽救生命。这些细节显示出潜伏工作的多层面性，与单纯的战斗不同，更注重长期渗透。 周迪道返回新四军后，上级为其记功，他的经历成为隐蔽战线典型事例。部队中流传他的事迹，用以教育新战士情报工作的艰辛。战后，他继续参与解放战争相关任务，贡献于新中国建设。他的故事源于真实历史档案，体现了革命者的坚韧。潜伏期间的风险，包括随时可能暴露的威胁，让他必须谨慎每一步行动。最终，日本投降标志着这一阶段结束，他带领策反人员安全归队。 周迪道的抗日贡献在于情报和经济战线。他筹集的资金直接用于部队补给，缓解了根据地短缺。策反的伪军提供内部情报，加速了日伪势力的瓦解。他的方法被后人研究，作为情报战范例。整个过程，没有夸张的英雄主义，而是基于事实的坚持。返回后，他淡然面对表彰，继续日常工作。他的经历提醒人们，战争胜利源于无数隐秘努力。 抗日战争中，像周迪道这样的情报员不在少数，他们的潜伏工作构成了胜利的重要支撑。新四军在浙东的活动，得益于此类渗透策略。历史资料显示，他的小组活动持续近一年，成果显著。战后档案整理，进一步证实了这些事实。他的故事被纳入党史教育，强调纪律和智慧在敌后斗争中的作用。潜伏的成功，依赖于上级支持和地下网络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