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由于过于饥饿，于是就向村民讨吃的。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没生气，甚至接过那碗猪食，泪流满面地吃了起来。 这碗看起来像泔水一样的东西，是红薯渣混着野菜煮成的糊糊。 何家庆捧着碗，手在颤抖。他刚在深山里跋涉了三天，随身带的干粮早就见了底，胃里的饥饿感像无数只小手在抓挠，可看着这碗东西，他却迟迟没能下口。迟疑了片刻，他抬头问那位迎出来的老农：“老乡，这是喂猪的吧？” 老农局促地搓着手，眼圈红了：“家里实在没米了，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听到这句话，何家庆的心像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瞬间喘不过气来。他原本是带着调研山区植物资源的任务进山的，身为安徽大学的教授，他见过实验室里精密的仪器，也去过条件优渥的讲堂，却从没想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大山深处的老百姓，竟然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他二话没说，仰起头，大口大口地把这碗苦涩难咽的糊糊吞进了肚子里。粗糙的红薯渣刮得喉咙生疼，野菜的涩味直往鼻腔里冲，可他一点都没觉得难吃，只觉得每一口都沉甸甸的。一边吃，眼泪一边止不住地往碗里掉，混着糊糊一起咽进腹中。 他哭，不是因为自己委屈，不是因为身为大学教授却沦落到吃猪食的地步；他哭，是因为心疼，心疼这些淳朴的村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心疼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那一刻，何家庆放下碗，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不把这里的农民带出贫困，我何家庆就不配当这个教授！ 这个誓言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原本的植物调研计划被他重新规划，他把重心放在了寻找能让山区百姓脱贫的经济作物上。他想起之前在绩溪挂职时见过的魔芋，这种作物喜湿喜荫、耐瘠薄，正好适合山区生长，而且市场价值不低，一个农民种三分地就能收入三千元。这个发现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把魔芋种植技术带到深山里来。 可推广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村民们听都没听过魔芋，更别说种植了，对这个外来的教授充满了不信任。有人私下议论：“城里来的书生懂什么种地？别是来骗我们的吧？”还有人直接把他拒之门外，怕他的“新技术”耽误了自家仅有的几分薄田。 何家庆没有气馁，他知道空口白话没用，只能用实际行动打消村民的顾虑。他掏出自己积攒了十年的两万七千多块钱，这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从湖北引进了优质魔芋种，在村里选了31个试点，自己先种了起来。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去试验田，翻土、播种、施肥，手把手地教愿意尝试的村民种植技巧。 山区的路难走，他常常要步行几十公里去其他村寨推广技术，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叶。 有一次在山间赶路时，他不小心摔下山坡，膝盖磕出了血，胳膊也被树枝划得满是伤口，可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往村民家里赶。晚上没有地方住，他就睡在村民的柴房里，盖着满是灰尘的稻草，饿了就啃几口干硬的馒头。 为了让村民们系统掌握技术，他在各个村寨举办培训班，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魔芋的生长习性和病虫害防治方法，常常讲到深夜一两点。有村民听不懂，他就一遍遍地演示，直到每个人都明白为止。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信任他，跟着他种起了魔芋。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试点的魔芋全面丰收，最低亩产两千公斤，最高的达到了七千公斤，全村的魔芋收益超过了四百万元，每个种植魔芋的村民平均增收两千多块钱。当村民们捧着沉甸甸的魔芋，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时，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之前最不信任他的老张，拉着他的手哽咽着说：“何教授，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吃上饱饭，给孩子交学费了！” 可何家庆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一个村寨的脱贫远远不够。接下来的三百多天里，他背着行囊，孤身一人走遍了安徽、湖北、浙江、重庆、贵州、云南六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地市县，两百多个乡镇，四百多个村寨，为芋农举办了六十多期培训班，直接受训的村民超过两万人。 然而，长期的劳累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1998年年底回到合肥后，他就一病不起。可即便躺在病床上，他还在整理魔芋种植的资料，撰写技术手册。后来，他出版了《魔芋栽培新技术》，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著作，为更多山区的脱贫提供了技术支撑。 有人问他，放着安稳的教授生活不过，非要跑到深山里遭罪，图什么？何家庆总是笑着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强。”他说到做到，后来又把目光投向了栝楼种植，67岁的他依然自费走遍多个省份调研，出版了《中国栝楼》，带动了潜山等地近万户贫困户增收。 2001年，他把获得的十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春蕾计划”，帮助贫困山区的女童上学；2019年去世前，他还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山区的贫困孩子。从一碗猪食立下誓言，到用一生践行承诺，何家庆用脚步丈量着山区的土地，用知识点亮了脱贫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