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队长生涯》（一） 作者：黄学勤 乙巳年冬 我的父亲一九二四年生人，早年读过三年私塾。解放前，他拉过长工，当过马鸿逵的兵，在部队里任文书，写得一笔漂亮的颜体字。父亲一生勤勉好学，始终与时俱进，从未停下进步的脚步。 解放后，父亲历任互助组组长、小社社长、高级社干部。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担任公社五小企业负责人，管辖电厂、木工组、铁匠铺、水磨、林场，同时兼任公社粮仓保管员。我是家中成活的第一个男孩，自幼深得父母疼爱，父亲时常带我出入各类公共场所。 我记得小社、高级社时期，我总爱在朱社长家玩耍。他家就住在社部前面，还开着一间小卖部。社长的妻子赵月娥阿姨，生得十分俊俏，每天都会温柔地照看我。我那时也格外懂事，从不胡闹，给个小球便能自己玩上许久。我也曾在父亲公社的宿舍住过，粮仓后方有一处干净的小院，院里辟着一方小菜园。父亲和一位外号叫肖巴眼的叔叔同住于此，协助看管库房，我还在那里吃过他们养的兔肉。那是一九五七、五八年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父亲被调回老家，担任四个生产队的总队长，着重负责全队的生产规划与引领。当时的难题集中在集体大灶上，四个生产队每队都有一百五十多人，要让所有人吃饱饭、吃好菜，责任重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诸事繁杂，父亲早出晚归，终日忙碌，很少能顾及家里。大跃进初期，吃食堂的模式风光了一年，可到了年底，光景便每况愈下，吃饭的危机感悄然降临。如何抓好生产、办好大灶，成了对基层领导能力的考验，父亲临危受命挑起总队长的重担。他毕竟统管过全社五小企业，见过世面，脑子灵光，考虑问题也比旁人超前。 回到生产队后，父亲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开荒种地，扩大粮食与蔬菜的产量。那时家家户户住户分散，庄院里都有大片闲置空地，再加上每人一分的自留地，娃娃多的家庭能有半亩地，且地块都在自家院落附近。衣食无忧时，没人想着去利用这些土地，父亲却看到了其中的潜力。他提出，各家各户开垦房前屋后的闲地，种粮种菜种树，实行谁开谁种、谁种谁有、谁栽谁有的政策。这一举措极大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那一年，全村的自留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沟渠旁、房屋边到处都栽上了树苗，这也印证了后来“若要富，先栽树”的说法。 父亲还想出妙招，在队里的枸杞园里套种糖萝卜，做到两不误：既不耽误枸杞产量、保障集体经济收入，又不浪费空地、增加产出，让队里人不缺菜吃，养殖的牲畜也不愁饲料。一个生产队有十几亩枸杞园，这样的套种尝试，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同时，每个生产队都划出五亩地，专门种植各类蔬菜，保障集体大灶的供应。此外，四个生产队利用大渠的水位差，各修建了一座水磨房，彻底告别了以往驴拉人推磨面的历史。父亲的这一系列做法，正是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最有力的贯彻落实。有思想、有举措、有方法的人，做事就是与众不同，这皆是超前思维的功劳。 一九五九年，在父亲的带领下，四个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糖萝卜的叶子，平日里供全队人做菜吃，也能割来喂猪；秋后挖出的糖萝卜，堆满了好几座大窖。五亩田埂边培育的大南瓜，装了满满一拉拉车，全部储备起来当作冬菜。麦子收割后，父亲又组织大家抢种糜子，改变了以往麦收后土地翻晒闲置的旧模式。各队还种了几亩大白菜，收获后，能腌制的腌制，能储存的储存。这些充足的储备，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发挥了救急济困的历史性作用。 也正因父亲能力出众，公社又将他抽调至新堡大队三庄担任党支部书记，让他在那里扎根发展。即便调任新职，老家的四个生产队，遇事仍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父亲到了三庄，依旧将在老家的成功经验推广开来，为三庄开辟了发展新局面。群众的生产热情高涨，得到的实惠也越来越多，三庄的百姓渐渐与父亲交心，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为人有魄力、有威严，许多人都有些怕他，但他心肠极好，为人善良，孝敬老人，爱护孩童。父亲虽说只念了三年私塾，可讲起中国历史，一般的高中生都比不上他。他读书肯下死功夫，家中藏有全套四大名著，《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征西》《薛刚反唐》《穆桂英挂帅》《二十四孝》等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在那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听书说书是大家最爱的消遣，父亲便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说书人。他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也总能被热情的乡亲们招待吃饭，从来不会饿着肚子。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陈麻井拾麦子，恰逢古城的村民在收割麦子。那些日子，古城人天天晚上请父亲去说书，还主动包揽了我们一家四口的饭食，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半个月。父亲不光会说书，还懂针灸看病，随身总带着一根银针，谁家有人头痛脑热，他都能随手诊治。凭着说书和针灸这两样本事，父亲走到哪里都人缘极好。他还懂些阴阳八卦，看人识人很有一套。他干事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事情不办好，绝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