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队长生涯》（六） 作者：黄学勤 那个年代正值“破四旧立四新”，不准请阴阳先生看风水，不准烧纸祭奠，更不准设灵堂守孝，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便要匆匆下葬。1那时父亲还在接受“群专”审查，行动受限，深陷丧妻之痛的他，除了痛哭，什么也做不了。送葬那天，场面凄凄惨惨，没有唢呐引路，没有纸活陪葬，只有一片悲戚的哭声。母亲在村里威望极高，待人真诚和善，人人都念着她的好，送葬的队伍里，无论老少，都红着眼眶，一路送了好几里路，才迟迟折返。 母亲走后不久，到了公社的甄别定性阶段，父亲被开除了党籍。给他定的罪名是“三自一包”的急先锋，还说他十五年间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五十九元。父亲得知后，只反复说自己比窦娥还冤。组织上要求他退赔赃款，家里一贫如洗，哪里拿得出钱来？多亏了家族里的三大爹，他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工分多、分红高，主动借钱给父亲，才帮父亲渡过了难关。父亲常说，他干了十五年村干部，对得起乡亲，对得起党，这话句句属实。一九七八年，父亲终于平反昭雪，党籍也得以恢复，这足以证明，父亲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工作队撤离后，父亲不再担任队长，但仍是生产队的委员，专门负责粪肥的采购和运输。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培养我们姊妹几个读书上。父亲深信“棒头底下出孝子，严教之下出才子”的古训，对我们的教育严苛到了极点。母亲在世时，但凡我们子女犯错，第一个挨打的总是母亲——她用细细的柳条，挨个抽打我们，绝不姑息。正因如此，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安分守己，生怕自己犯错连累母亲挨打，学习上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从小懂事，没怎么挨过打，父亲常拿我做榜样，鞭策弟弟妹妹用功读书。在父亲的管教下，我们个个守规矩、懂礼貌。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家法愈发严厉。我身为长子，带头用功读书，还督促妹妹们学习，妹妹们再盯着弟弟写作业。每天的功课，我们都要相互检查，最后统一交给父亲过目。人家都一月花一斤油钱我家要用三斤，奶奶常常陪我们，我妈离世后，我爹不让我们走亲戚。连我姐姐家都不行。父亲他常对我们说：“你们要是不成人、不成材，这辈子都没人看得起！读书可立身，书可读，田可耕。耕读传家，才是根本。”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们兄妹四人的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好。母亲走的那一年，我考上了中宁中学——那是全县数一的好学校，发国家粮票。还有助学金，全县近万名考生里，只有考两百各前的才有这资格。那时，大妹上小学三年级，小妹和弟弟年纪尚小，还没入学。 我读初中时，弟弟才开始上小学。可他天资聪颖，读书全靠跳级。没上学前，他就已经认识两千多个字，算盘打得更是出神入化。什么“三遍三”“九遍九”，还有难度极高的“乌鸦出群”（算盘上计算1除以999）、“狮子滚绣球”（算盘上计算9999乘以9999），他都能熟练演算。这些本事，一半是父亲教的，一半是请了曾经当过马鸿奎军需官的安军需教的。他也只记住最后得数也还打不下来，这样的难题我弟弟过年反复打最后打下来了。 训练弟弟从一岁多开始，先不让他吃，教他学说话，后来教他字，让他认，再后来教儿童三字经。小儿童，在家庭，帮大人，做事情，眼要尖，耳要灵，能端水，能扫地。教学完三字经已能认几百字，接着教《百家姓》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扬……。百家姓学完，四岁就开始教写字，天天回忆背过的字怎么写，解释意思。单字组词，一并教。再教就跟着姐姐读姐姐的课本算术加减剩除同样从基础识数然后循序渐进，怎么加。怎么减，寻找规律，懂得10以内，引导百以内，再引到千以内，一破巧，娃娃的潜能就出来了，我学珠算，他就跟着学，时间一长，算盘给他，他就会打，后来他超过了我。乌鸦出群那要好记性十万百万干万在盘子上就是1除999，全要盯千，千你盯不住就出错。我佩服弟弟的好记性。学数理化我上比不上他，这是天性。正是他天天训练时时训练他记得越来越多。他身后妈妈生了二个弟弟都夭折了，我妈就让他接着吃，一直吃了七年，至到我妈去世。人们都夸我弟弟，也有人说我妈死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上小学报到的第一天，老师都听说我们弟弟算盘打得好，当众表演果然名不虚传就让报三年级，三年级念了几天，经考核，直接调到五年级，在五年级和大妹妹同班，他和比他大五六岁的叔叔哥哥姐姐十多个人成为一班学生。每次考试都在他们前面。初中读了二年是新堡中学的骄子，升入高中读了两年，仍是全级的学霸。在班主任老师的呵护下成长，二人共同吃住了两年，老师照顾他，他给老师当勤务兵，感情好得不得了。十三岁他高中毕业，回乡当生产队。大队会计。恢复高考，回乡五年没翻过书本子，高考高出录。取分108分是全县的第六名，被武汉大学地质系录取。其他五人都是老三届的高三名生。弟弟算是新届的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