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血症，合并多器官衰竭。”穿白大褂的男人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购物清

“败血症，合并多器官衰竭。”穿白大褂的男人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购物清单，“孩子太小，抵抗力差，治疗难度大。先住ICU，一天一万二，押金交五万。”我和丈夫对视一眼，从彼此眼里看到了相同的惊恐。我们是城郊的小商户，开着一家勉强糊口的果蔬店，五万块，是我们压箱底的全部积蓄，本打算开春盘下隔壁的铺面。小团子才出生二十八天，来这儿之前，只是有点低烧，吐奶。社区诊所的老护士说可能是着凉，喂点温水就行。可他越来越蔫，哭不出声，肚子胀得像个皮球。我们抱着他跑遍了附近的小诊所，最后才托人找到这位姓霍的医生——听说他是这片区最“权威”的儿科大夫。霍医生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腕上的名表在日光灯下晃眼。他只扫了小团子一眼，就笃定地说是败血症，还说再晚来一步，孩子就没了。我和丈夫掏空了所有积蓄，又跟亲戚邻里借了一圈，才凑够押金。小团子被抱进ICU的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他那么小，躺在巨大的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胸口微弱地起伏着。霍医生站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指尖有意无意地蹭过我的脖颈，语气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放心，我会尽力。你这么年轻漂亮，可别让孩子的事，熬坏了身子。”我浑身一僵，往后退了半步，勉强挤出一个笑。丈夫在旁边忙着填单子，丝毫没察觉到这令人作呕的细节。接下来的日子，是无止境的煎熬。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是我唯一的盼头。可每次进去，看到的都是毫无起色的小团子，还有不断上涨的费用清单。抗生素用的是最贵的进口药，检查一项接一项，就连每天换的纱布，都要单独收费。第十天，霍医生找到我们，脸色凝重：“孩子情况恶化了，出现了感染性休克。我们准备用最新的免疫球蛋白，一支八千，至少要用十支。你们考虑一下。”丈夫蹲在走廊的墙角，双手插进头发里，发出压抑的呜咽。我看着ICU紧闭的门，突然想起前几天，在走廊尽头的茶水间，听到两个护士的对话。“霍医生又收了那个药代的回扣吧？昨天我看见他后备箱里的礼盒了。”“嘘，小声点。那个果蔬店老板的孩子，明明就是普通的新生儿肺炎，非给人按败血症治。ICU住十天，够他拿不少提成了。”“可不是嘛，新生儿肺炎对症治疗，几千块就搞定了。非要往重里治，这家人，怕是要被榨干……”“还有啊，你没发现霍医生看那孩子妈的眼神不对劲？听说他以前就……”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浑身的血，瞬间都凉透了。我冲去找霍医生，质问他是不是误诊。他皱着眉，一脸不耐烦，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突然逼近一步，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耳边：“误诊？证据呢？你要是乖乖听话，孩子的治疗费，我能帮你‘减免’不少。”他的手又伸了过来，想揽我的腰。我猛地推开他，摔门而出。走廊里的人都看过来，我狼狈地抹了把脸，眼泪混着绝望往下掉。我把听到的话告诉丈夫，求他带孩子转院，求他别再信霍医生的鬼话。可丈夫只是红着眼睛摇头，他说霍医生是权威，他说万一转院耽误了治疗，我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他甚至觉得，是我心力交瘁，听风就是雨。争吵成了那段日子的常态。他骂我不懂事，骂我要害死孩子；我骂他懦弱，骂他看不见霍医生的龌龊。最后一次吵架，他指着我的鼻子吼：“你是不是巴不得孩子没了，好去攀附那个霍医生？”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我最后一点理智。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着ICU里奄奄一息的孩子，只觉得心脉寸断。我们签了离婚协议。他拿走了店里仅剩的一点货底，再也没露过面。我一个人守在ICU门口，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咬牙买下了那十支免疫球蛋白。费用清单上，又多了八万的数字。可小团子的情况，还是一天比一天糟。第十五天，霍医生找我谈话，说孩子的器官功能已经彻底衰竭，建议我放弃治疗。“没必要再浪费钱了，”他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厌烦，“早点放弃，对你，对孩子，都是解脱。”我瘫坐在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霍医生让人把小团子从ICU推出来。他还是那么小，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胸口再也没有了起伏。我扑过去，抱着他冰冷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霍医生站在一旁，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临走前，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没给小团子办葬礼，只是抱着他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把他的小衣服小鞋子收进箱子底，锁了起来。那天晚上，我洗了个澡，换上了新买的裙子。我给霍医生发了条信息：“霍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想请你吃个饭，聊一聊治疗费减免的事。”很快，他回了消息，语气带着志在必得的轻浮：“好啊，我知道有家不错的西餐厅。”我对着镜子，慢慢描上口红。镜子里的女人，眼睛里没有了光，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我要陪着他，笑着听他说那些恶心的话，忍着他那些令人作呕的触碰。我要一点点收集证据，收集他收受贿赂的凭证，收集他过度医疗的铁证，收集他那些见不得光的龌龊事。我会待在他身边，直到把他拉下马的那一天。直到那些藏在消毒水味里的贪婪和肮脏，都暴露在阳光下，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