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主力被迫北移。 这就是刘奎接到的留守命令！ 不是成建制的队伍，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甚至连完整的战斗人员都凑不齐。就他一个健全人，带着两个连路都走不了的重伤员，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打游击！ 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什么。但刘奎懂了。主力北移是无奈之举，皖南的这片土地上，不能没有新四军的火种。他咬了咬牙，把那句“保证完成任务”咽进了肚子里——光说没用，得做出来！ 当时的皖南，早就成了龙潭虎穴。国民党顽军的搜捕队遍地都是，伪军更是仗着人多势众，挨家挨户盘查。主力一走，那些隐藏的敌人全都跳了出来，扬言要“斩草除根”。 刘奎先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敌人拼命，而是给重伤员找个安身之所。他太清楚了，伤员是软肋，也是他必须守护的底线。白天不敢动，他就趁着夜色，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深山里摸索。荆棘划破了衣服，树枝刮伤了脸颊，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终于，在一处废弃的炭窑里，他找到了落脚点。炭窑隐蔽在半山腰的密林里，洞口被杂草覆盖，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把伤员小心翼翼地背进去，又捡来干柴铺在地上，算是临时的床铺。 难题紧接着就来了。药品告急，粮食短缺。两个重伤员一个腿骨被打断，一个腹部中弹，要是没有药品，伤口感染随时可能要命。刘奎急得满嘴燎泡。 他不敢去镇上的药店，那里早就被伪军盯死了。思来想去，他把目光投向了山脚下的一个老草药郎中。这位老郎中以前帮新四军治过伤，是个靠得住的人。 那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刘奎就换上了一身破烂的百姓衣服，揣着几个干硬的窝头，悄悄下了山。他绕了好几个圈子，确认没人跟踪，才敢敲开老郎中的门。 老郎中一见是他，立马明白了来意。二话不说，包了一大包草药塞给他，还反复叮嘱怎么熬制，怎么敷用。刘奎要给钱，老郎中却红了眼：“你们为了咱老百姓打仗，我给点草药算什么！” 带着草药往回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半路上，他撞见了一小队伪军在搜山。躲已经来不及了，刘奎心一横，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跑。他故意把脚步踩得很重，嘴里还假装吆喝着，把伪军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自己身上。 伪军在后面追，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刘奎对山路熟，七拐八绕，愣是把这队伪军甩得没了影。等他气喘吁吁地回到炭窑，衣服早就被汗水和血水浸透了——刚才跑的时候，被树枝划了好几道大口子。 伤员们看到他这副模样，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刘奎却咧嘴一笑，举起手里的草药：“看，咱们有救了！” 粮食的问题更难解决。主力北移时，带的粮食本来就不多，留给他们的更是少得可怜。没几天，仅有的一点干粮就吃完了。刘奎只能每天出去挖野菜、摸鱼虾。他总是把挖来的野菜挑最嫩的部分留给伤员，自己则啃那些又老又涩的根茎。有时候摸不到鱼虾，他就干脆饿肚子，把仅有的一点吃的省给战友。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奎不仅要照顾伤员，还要时刻盯着敌人的动向。他每天都会趁着夜色出去侦察，看看敌人的岗哨设在哪里，有没有搜山的计划。他还悄悄联系上了当地的几个地下党员，靠着他们传递消息，搞到一些急需的物资。 有一次，伪军得到消息，说深山里有新四军的留守人员，竟然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搜山。当时，两个伤员的伤势刚有好转，根本没法转移。 刘奎急中生智，在炭窑附近的山路上设下了好几处简易的陷阱。他砍来粗壮的树枝，用藤条绑住，做成绊马索；又在地上挖了坑，盖上树枝和杂草，做成陷坑。 等伪军搜山到附近时，刘奎故意在远处放了一枪，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伪军果然上当，一窝蜂地朝他开枪的方向追去。结果，不少伪军掉进了陷坑，还有的被绊马索绊倒，队伍一下子乱了套。 刘奎趁着混乱，绕到伪军的侧面，又放了几枪，然后迅速钻进密林，消失得无影无踪。伪军被搞得晕头转向，以为遇到了大股的游击队员，不敢再深入搜山，只能灰溜溜地撤走了。 就这样，刘奎带着两个重伤员，在深山里坚持了下来。他不仅成功保护了重伤员的安全，还利用有限的条件，不断袭扰敌人。他带着后来联系上的几个游击队员，端掉了伪军的一个岗哨，搞到了一批弹药和粮食；又在敌人的运输线上设伏，截获了一批药品和布匹。 皖南事变的阴霾，并没有让皖南的抗日火种熄灭。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刘奎这样的人，在最艰难的时刻，选择了坚守。他们没有主力部队的声势，没有充足的补给，有的只是一颗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心。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敌后撑起了一片天，为后来新四军的重建和抗日根据地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奎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战传奇，却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留守人员艰苦抗争的真实缩影。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只是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更是那些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坚守和担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