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刚刚上任，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看到：“每次军区下达文件前，秘书室的同志们就开始骑上自行车，往军区首长家里跑。”一问，才知道：“军区干部养成了习惯，批文件都在家里，每次都要秘书骑车跑来跑去。” 如此情况，廖政委立即下达命令：“无论任何人，没有生病，该来机关上班就上班，不准在家里批文件工作，严格避免泄密危险。”规矩定下了，廖政委带头执行，从此风雨无阻，每天早晨6点赶来上班，晚上9点下班回家。 这事搁别人身上，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毕竟都是军区的老首长，多少都有些资历和情面，谁愿意刚上任就得罪人。廖汉生偏不，他心里门儿清，军区是什么地方？那是守护一方疆土的指挥中枢，每一份文件、每一条指令都可能牵扯到军事机密，哪能由着性子在家办公。秘书们骑着自行车满城跑，文件袋绑在车后座，遇上刮风下雨，纸页都能被吹得乱飞，万一被无关人员窥得一星半点，后果不堪设想。更别说这种散漫的作风，长此以往，机关的办事效率只会越来越低，干部们的心气儿也会慢慢散掉。 刚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还真有人不服气。有位在军区干了十几年的老参谋，仗着自己年纪大、身体有点小毛病，第一天就没来机关，还让秘书把文件送到家里。廖汉生听说这事，没发火，也没派人去催，就自己拎着个搪瓷杯，直接走到了老参谋家门口。敲开门，老参谋还想找借口搪塞，廖汉生直接坐在他家的书桌前，指着摊开的文件说：“老伙计，你这字写得好，批得也准，但这文件上的内容，是能随便搁在家里的？你家隔壁住着家属，楼下还有买菜的老乡，万一谁多看一眼，泄露了军机，你我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老参谋脸一红，半天说不出话。廖汉生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是我不近人情，是咱们穿的这身军装不允许啊。明天起，我在办公室等你，咱俩一起批文件。” 第二天一早，老参谋果然准时出现在了机关大楼。消息传开，那些还在观望的干部们再也不敢找借口，一个个都按时到岗。秘书室的同志们也终于松了口气，不用再顶着烈日暴雨满城跑腿，每天守在办公室里，文件流转得又快又稳。廖汉生的办公室总是机关里第一个亮灯、最后一个熄灯的地方。寒冬腊月的清晨，他裹着军大衣，踩着自行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车铃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军区大院里回荡；盛夏的傍晚，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碗凉白开，汗水浸湿了军衬衫的后背，却依旧一笔一划地审阅着每一份文件。 有人私下里说他太较真，没必要这么苦了自己。廖汉生听到了也只是笑笑，他说：“当兵的，就要有当兵的样子。机关是干事的地方，不是享清福的地方。”短短几个月，南京军区的风气焕然一新。干部们聚在办公室里，遇到问题能当场讨论解决，不用再隔着老远传话；文件审批的速度快了一倍不止，基层部队的请示再也不会因为层层拖延而耽误时机。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深深扎根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再也没人敢把关乎军机的文件随意带出机关大门。 这种较真的劲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军人职责的敬畏，对人民安危的担当。那个年代的干部，身上都带着一股子求真务实的劲儿，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图安逸舒服，心里装着的是工作，是责任。反观现在，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办公室里见不到人，办事全靠打电话”的现象，把本该在岗位上完成的工作，变成了居家办公的“灵活操作”，看似便利，实则藏着效率低下、责任悬空的隐患。廖汉生将军当年定下的规矩，放到今天来看，依旧振聋发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