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抹着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谁知，于文娟到家后却被母亲撵出家门 绿皮火车的汽笛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卷起站台的尘土，也卷走了于文娟在北大荒五年的青春。她扒着车窗，看着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的身影，在铁轨旁跌跌撞撞地跑，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脸上的表情是她看不懂的执拗。 那声嘶喊耗光了她浑身的力气，她瘫坐在冰凉的车窗下，眼泪砸在布满灰尘的裤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渍。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挪，慢得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可她却巴不得它能生出翅膀，瞬间把那个倔强的身影甩到看不见的远方。不是狠心，是太清楚现实的重量。1977年的返城潮虽已悄然兴起，可一张返城证明攥在手里，比黄金还沉——那是托了无数关系、看了数不清的冷脸才换来的机会，是全家人盼了五年的希望，她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北大荒的黑土地里埋着他们五年的朝夕相伴，埋着一起啃过的冻窝头，一起扛过的麻袋包，一起在雪夜里唱过的《三套车》，可这些滚烫的过往，在“返城”两个字面前，轻得像一阵风。火车驶出小站很远了，她还能隐约听见风里传来的呼喊，那声音碎在风里，像玻璃碴子，扎得她心口一阵阵疼。她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枚磨得发亮的铜哨，那是他用废弃的农具打磨的，说是想她的时候，吹一声，风就能把思念捎过去。现在这枚铜哨攥在手里，烫得像一块火炭。 三天三夜的颠簸，于文娟终于站在了家门口那条熟悉的胡同里。墙皮掉了大半，院里的老槐树还是老样子，只是枝桠间的喜鹊窝，好像比五年前小了一圈。她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手里的帆布包，包里装着给父母带的北大荒木耳，还有给弟弟妹妹织的毛线袜。她想象过无数次回家的场景，母亲拉着她的手哭，父亲蹲在门口抽旱烟，弟弟妹妹围着她喊姐姐。可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时，迎接她的只有母亲冷冰冰的脸。母亲上下打量着她，目光扫过她洗得发白的知青服，扫过她晒得黝黑的脸，最后落在她空空的手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没等她开口喊妈，母亲的话就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谁让你回来的？”于文娟愣在原地，手里的帆布包“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木耳撒了一地。她张了张嘴，想说我拿到返城证明了，想说我想你们了，可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母亲叉着腰站在院子中央，声音尖利得像一把锥子，刺得她耳膜生疼：“家里早就没你的地方了！1977年城里人均住房才3点多平方米，你弟弟要结婚，这破院子挤得转不开身，新房只能腾你的房间，你回来算怎么回事？” 于文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粗糙的手掌，五年的思念和委屈，在这一刻翻江倒海。“妈，我是你女儿啊！”她带着哭腔喊出声，伸手想去拉母亲的衣角，却被母亲一把甩开。“女儿？你走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是我女儿？”母亲的眼睛红了，可说出的话却字字诛心，“你留在北大荒好好的，偏要回来添乱！家里本来就紧巴，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实在腾不出地方也负担不起额外开销，你赶紧走！”于文娟被母亲推搡着出了院门，那扇木门在她身后“哐当”一声关上，落了锁。她瘫坐在冰冷的台阶上，看着手里那枚铜哨，看着胡同口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北大荒的风雪再冷，也冷不过现实的窘迫；原来她心心念念的家，早就没有了她的位置。 她不知道自己在台阶上坐了多久，直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和那天站台的声音一模一样。她突然想起那个追着火车跑的身影，想起他脸上的执拗，想起他喊着她的名字，声音沙哑却坚定。那一刻，她才懂，他追的不是火车，是他们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未来。她捂着脸，哭得撕心裂肺，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错了，我不该让你别追的……”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过她的脚边，像是在替那个远在北大荒的人，轻轻叹了一口气。 那个年代的知青，谁不是在时代的浪潮里身不由己？1977年恢复高考让无数知青看到希望，返城政策松动却挡不住现实的枷锁——住房短缺、就业艰难，家庭在生存压力面前，亲情有时也得让步。于文娟的遭遇，不是个例，是1400多万上山下乡知青的缩影。他们用青春填补了农村和边疆的建设空白，却在返城时面临着“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尴尬。我们不能简单批判母亲的“无情”，也不能苛责于文娟的“决绝”，毕竟在那个物资匮乏、政策刚转型的年代，个人的命运从来都绕不开时代的烙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