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件事在世界排第一。第一,抗抑郁药物中国销量排第一;第二,抗生素使用量世界第一;第三,剖腹产全世界第一,这三件事后果很严重,影响很大 28岁的吴楚楚在深圳当美术老师,小半年来胃痛不止、整夜失眠,跑遍消化内科吃遍胃药都没效果,直到朋友提醒她去看精神科,才确诊中度抑郁。医生开的抗焦虑药物刚吃三天,她的肠胃症状就全部消失,这才知道困扰自己的不是胃病,是长期工作压力引发的心理问题。 这样的案例不是个例,有研究显示,5754例抑郁症患者中,20.4%首诊是消化内科,远高于其他科室,而消化内科门诊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也显著偏高。 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抑郁障碍总人数已达9500万,登记在册患者约3800万,庞大的需求让公立医疗机构抗抑郁药销售额突破91亿元,部分线上药品30天种草量飙升5倍。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明明是心理问题,却先去看消化科?核心是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认知仍有偏差,很多人把情绪问题当成“矫情”,不愿直面心理困境。 更值得深思的是,压力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学生被学业成绩裹挟,职场人要应对996和内卷,年轻人还得扛着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重压,这些情绪找不到合理宣泄口,就会转化为躯体化症状。国家卫健委虽已开通12356心理援助热线,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但精神科医生缺口、基层心理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仍未解决,很多人只能靠药物硬扛,这绝非健康的应对方式。 抗生素的滥用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触目惊心。 中国抗生素年使用量约16.2万吨,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其中48%为人用,其余全用在畜牧养殖业。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但真正需要用药的不足二成,有些医生为了“保险”,不管病情是否需要都开抗生素,甚至有餐馆为了避免顾客因食材不新鲜拉肚子,往菜品里添加庆大霉素注射液。这种无节制的使用正在催生“超级细菌”。 普通肺炎、尿路感染可能因为耐药性变得无药可用,而东部流域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的6倍,环境中的药物残留还会进一步影响生态链。更让人担忧的是,很多人觉得“感冒发烧就得挂水”,把抗生素当成万能药,却不知道每一次滥用,都是在透支未来的医疗资源。 剖腹产率居高不下的背后,藏着医患双方的无奈与博弈。当前全国平均剖腹产率达36.7%,部分地区超50%,远高于世卫组织推荐的10-15%合理范围,其中非医学指征的剖腹产占比超15%。 32岁的孕妈李敏就是主动选择剖腹产的一员,她怕顺产疼、担心体型变差,加上身边朋友大多选择剖腹产,医生也没强烈反对,最终在“吉时”做了手术。但她不知道,剖腹产不仅会让自己面临术后感染、疤痕增生的风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免疫力发育。 医院方面也有难言之隐:顺产耗时长、人力成本高,剖腹产费用更高、周转更快,部分医院为了平衡收益更倾向于手术;同时产科纠纷频发,医生为了规避风险,面对孕妇的剖腹产要求往往不愿强硬拒绝。 更关键的是,无痛分娩覆盖率不足加剧了这种倾向。全国无痛分娩率仅三成,麻醉医生缺口达三十万,很多基层医院半夜根本找不到麻醉师,产妇疼到崩溃时,剖腹产就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而欧美国家无痛分娩率高达八成,这背后是完善的镇痛体系和充足的医疗资源。国家卫健委已要求2025年将非医学指征剖腹产率控制在15%以下,但如果不解决无痛分娩普及、产科医生激励机制等根本问题,单纯压减数字很难见效。 这三个“世界第一”,看似毫无关联,实则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我们的健康体系,还没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抗抑郁药销量第一,反映的是心理健康服务的滞后;抗生素使用第一,暴露的是医疗规范和公众认知的双重缺失;剖腹产率第一,折射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制度设计的短板。 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解决起来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强心理科普,让情绪问题不再“难以启齿”;需要严格抗生素处方管理,打击违规使用行为;需要完善产科服务,让产妇有勇气选择顺产。 健康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而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镜子。当年轻人不用靠药物缓解压力,当抗生素回归“对症下药”的本质,当剖腹产只作为医疗必需的选择,我们才算真正拥有了健康的根基。 这三个“第一”,我们宁愿不要,可该如何从根源上改变现状?如何让健康体系真正适配普通人的需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坨坨龙
这两年中国医院用药谨慎了不少。但是文章的观点还是过于片面。 首先,中国人口体量排世界前列。这个数据应该用人均而不是总量。 如果按人均,我想抗生素这项中国排名应该能下降不少名。 另外,中国精神类药物管控严格。大多数抗抑郁类药物,在中国只能医院能开。 在欧美,摇头丸的劲可比抗抑郁药大多了。那还需要抗抑郁药? 没事别老叫中国反思。现在意林那套不吃香了。 有那闲工夫,作者应该去美国,他们那一千粒一瓶的布洛芬那才应该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