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西花厅，周秉德就忍不住问了伯伯一个问题。她问：“伯伯，我听人说，当年那个张若名长得又漂亮，又有学问，家里条件还好，你怎么就选了七妈（邓颖超）呢？” 周恩来放下手里的资料，神情平静。他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盯着窗外发了会儿呆，随后讲了一个从来没对别人说起过的细节。 1925年他们在广州结婚，登记那天邓颖超还在忙妇女运动的筹备会，拖到晚上才赶回住所。那天没有拍照，也没请客，更没有人知晓。结婚不为过日子，是为了并肩作战。 周恩来说这话时，语气和往常不一样，没什么情绪，但话里有分量。 其实邓颖超真正让周恩来下定决心的，是更早的事。 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一次夜间突袭，巡警冲进了南开女中，点名要抓“邓颖超”。她当时刚满十五，反而比同龄人冷静许多。 她一边组织学生从后门撤走，一边独自留下来与警方谈判，硬是拖了二十分钟，为同学争取到了脱身的时间。 后来有人问她怕不怕，邓颖超说：“怕也没用，要是有人得留下，那就是我。”那一刻，周恩来明白，邓颖超不是要依附谁，她是能单独承担的人。这比家世、才貌有用得多。 1920年，周恩来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张若名常在学生聚会上发言，讲英法文都非常流利。她长得的确好看，谈吐也得体。 张若名父亲是清朝遗老，读书做官出身，张若名性格更偏向书斋式，对社会变革虽关心，但更倾向用教育慢慢改变社会。 她和周恩来是朋友，但从未超越过那一步。1922年，张若名决定不参与青年共产国际的筹建，退出组织。那年以后，两人书信不再往来。 周恩来从不责怪她，每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也从此分道扬镳。 “理想不同，道路就不同。”周恩来望向秉德，语气坚定。他不是不懂感情，只是他知道革命这条路太难，难到不敢奢望未来，所以更不该误人。 张若名适合做教师，适合安稳日子，他不能带她去冒险。 邓颖超不一样。 白区、苏区、延安，哪一段没有命悬一线？一次在上海，邓颖超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入狱。两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组织一度以为她已经牺牲。 她出狱后不提酷刑，不讲折磨，只是拿起文件，继续排版传单。 他不是没想过她是否后悔，但她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 西花厅很安静，墙角的挂钟滴答作响。周恩来看着秉德，说：“漂亮的女人很多，但能一起挨枪子儿的没几个。” 秉德点点头，忽然想起，伯伯出差时，邓颖超总要亲自整理他的行李，每一份文件都按顺序放好。她不是为生活服务，而是为理想护航。
金纳多
真是魅力无限[点赞][点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