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新婚夜，他嫌弃地把妻子扑倒在床。 红烛烧到第三根时，他背过身盯着窗纸，心里那幅勾勒了无数次的“新女性”画像，被眼前这个叫张书娥的女人，撕得稀碎。 那年徐悲鸿十七岁，刚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了半年图画，满脑子都是“自由恋爱”“艺术救国”。 可父亲徐达章咳着血躺床上，中医摇头后，母亲红着眼说：“邻村张家闺女八字合，娶过来冲喜，你爹或许还有救。”他摔了画笔吼“迷信”，却在父亲又一次咳血时，闷声应了。 新婚第二天，徐悲鸿没按习俗陪新娘回门，张书娥端来洗脸水，他盯着她袖口磨出的毛边，想起学校里女学生穿的洋布裙子。 后来他去上海求学，一去就是三年，家书里问遍父母安康，唯独对“妻”字吝啬，偶尔提到也是“代问”。 张书娥照旧天不亮就起身，浆洗他留下的画具，把他说过“画画需用”的洋布，仔细收在樟木箱底层。 1916年秋收后，张书娥吐了回酸水，被婆婆看出有孕，徐悲鸿赶回来，进门就说“打掉”。 徐父气得敲拐杖：“你翅膀硬了？忘了你爹是怎么好起来的？”那场争吵惊动了族老，张书娥被护在正房，夜里摸着肚子掉泪，把绣了一半的“平安”帕子，又添了个“吉”字。 1917年开春，孩子落地，徐父说叫“吉生”，徐悲鸿却冷笑：“这孩子本就不该来，是劫难，叫‘劫生’吧。”满月酒那天，他揣着去北京的车票，没抱孩子，也没看张书娥，只留了二十块银元。 张书娥把攒了半年的十二块私房钱塞给他，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在外头……别太累。” 1919年冬天，张书娥咳得直不起身，弥留时攥着劫生的小手，反复说“等你爹回来”。 徐悲鸿在巴黎收到电报，只回了四个字“知悉，哀顺”，第二年春天，四岁的劫生染了白喉，没撑过去。 下葬时，徐家人才发现孩子襁褓里，有片被浆洗得发白的《双马图》残片那是张书娥当年偷偷从徐悲鸿废画里捡的，一针一线缝进了儿子贴身的小袄。 后来有人问徐悲鸿早年婚姻，他总说“父母包办，早断了”，可宜兴档案馆2018年整理出的张书娥日记残页里，还留着这样的字：“今日夫君寄来洋布，说作画需用。他没问我好不好，可布真好看，像他画里的云彩。”那匹布，她到死都没舍得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