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他体内都布满了肿瘤，肝、肺、脊柱，甚至骨髓里……全都是。 1982年6月16日，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里，手术台上的手术刀划开罗健夫的遗体。 当无影灯照亮腹腔，在场的医生集体失语。 肝脏被肿瘤蚕食成蜂窝状，肺叶布满核桃大小的癌肿，脊柱像被蛀空的朽木，连骨髓腔里都塞满灰白病灶。 这位主持研制中国首台图形发生器的科学家，最终被癌细胞吞噬殆尽。 而更令人窒息的是时间线，确诊淋巴癌前三个月，他还在实验室调试Ⅲ型发生器。 癌细胞扩散全身时，他忍着剧痛编写技术手册。 1935年在湖南湘乡，少年罗健夫痴迷《三侠五义》，总把木棍当剑耍得虎虎生风。 母亲撕碎他偷藏的武侠小说，厉声道：“乱世要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架子！” 这句话烙进骨血。 1951年参军后，他白天练刺杀，夜里趴弹药箱上啃中学课本。 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核物理系时，这个穿补丁军装的新生，行李袋里只有母亲缝的布书包和半块肥皂。 而他却说“省下钱买计算尺”。 同窗回忆：“罗健夫解题像打仗，草稿纸写得密不透风，最后总用红笔圈出最优解。” 四年间，他啃完二十八本英文专著，笔记摞起来超过身高。 毕业分配时，他主动申请去骊山深处的军工单位：“越是艰苦地方，越需要人扎根。” 1969年的骊山微电子所，罗健夫的绘图桌藏在防空洞里。 当造反派高喊“科研无用论”时，他带着两名技术员在煤油灯下测绘电路图。 “图形发生器？那是资本主义玩意儿！” 革委会勒令解散项目组。 罗健夫把资料缝进棉袄夹层，白天扫厕所，夜里摸回工作室。 没有计算机人才？他啃下《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等十二本专业书，用三角函数推导出核心算法。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行？” 1972年寒冬，中国首台图形发生器在废弃仓库诞生。 当示波器跳出清晰波形时，三个冻得发抖的汉子用搪瓷缸碰出脆响。 1975年Ⅱ型发生器获奖名单公示时，人们发现项目负责人罗健夫的名字排在末尾。 3000元奖金他分成七份，全分给组员家属。 领导拿着申报表劝他：“您该评高工了。” 他指着车间里满身油污的工人：“他们更需要职称。” 两次晋升机会，他都让给技术骨干。 组织拟提拔他为副所长，他连夜写辞呈：“搞技术是党员的本职，当官不如焊电路实在。” 日本考察期间，他自带咸菜馒头，省下42%外汇上交国家。 海关人员翻遍行李只找到半管牙膏，感慨道：“这哪像专家，倒像逃荒的。” 1981年，罗健夫的军装被冷汗浸透。 他弓着背在绘图板上演算，左手死死抵住抽痛的肋部。 医生诊断书在抽屉里躺了半年，“淋巴癌晚期”五个字被他划掉重写：“建议保守治疗”。 妻子发现他偷偷服用止痛片，剂量是医嘱三倍。 有次疼晕在实验室，醒来后第一句话是：“Ⅲ型机的光栅精度调好了吗？” 1982年春节，他预感时日无多，把毕生积累的技术笔记分类编号。最后一页写着：“遗体捐给四军医大，病理解剖数据供后人参考。” 2007年骊山脚下，罗健夫铜像揭幕。基座上刻着那句他常说的话：“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 铜像穿着那件洗褪色的旧军装，左胸口袋插着半截铅笔。 讲解员总指向他空荡荡的右袖管，那是1978年抢修设备时被机器绞断的，从此他学会用牙齿咬着笔绘图。 如今在航天科技集团展厅，Ⅰ型图形发生器的复制品旁，循环播放着1982年病房的监控录像：瘦骨嶙峋的科学家趴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修改设计图，氧气面罩随着呼吸剧烈起伏。 尾声：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2019年“最美奋斗者”颁奖礼上，90岁的老院士抚摸罗健夫铜像哽咽：“他走时47岁，本该是科研黄金期...” 而在湖南湘乡的老宅，罗母的遗像前总摆着件旧军装。 每年忌日，总有陌生人来献花，卡片上写着：“您儿子用47年生命证明，真正的脊梁，是压不弯的！”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仍在诉说：“所谓英雄，不过是把生命熔进事业的螺丝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拧到最后一刻。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罗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