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白求恩的孙子马克·白求恩来到中国后，他不确定中国人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爷

2015年，白求恩的孙子马克·白求恩来到中国后，他不确定中国人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爷爷，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身份后，每个听到的人都脱口而出：“你爷爷当年救了我们好多人的命，是我国人的大恩人！” 而七十六年前，他的祖父诺尔曼·白求恩从加拿大温哥华港启程，带着十三箱药品和医疗器械闯进太行山。 七十六年后，马克握着泛黄的《纪念白求恩》课文复印件，站在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喉咙发紧：“他们还记得吗？” 初到石家庄的清晨，马克在街角早餐摊前驻足。 老板娘王秀兰正麻利地摊煎饼，抬头瞥见他胸前的名牌，突然撂下竹蜻蜓：“哟，您这姓氏稀罕呐！是白求恩那老爷子的后人？” 热油在鏊子上滋滋作响，马克的英文回答被淹没在油香里。 王秀兰抄起鸡蛋就往饼里砸：“可不就是！当年他举着手术刀在战场上救人，比咱家祖传的煎饼手艺还利索！” 这句话像颗火星子，燎开了马克心里的忐忑。 在五台县松岩口村，他跟着向导穿过挂满红绸的“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 八十岁的李德富拄着拐杖颤巍巍指认：“炮弹把庙墙炸出窟窿那天，你爷爷就蹲在这口榆木桌上动手术，血把白布单子染得像过年贴的窗花。” 老人从裤兜掏出张泛黄照片。 黑白影像里，穿八路军褂子的青年正给伤员包扎，背后站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胸前别着枚褪色的十字徽章。 在唐县白求恩纪念馆，马克的指尖抚过玻璃展柜里的手术器械。 1938年的止血钳泛着冷光，木柄上还留着当年太行山潮湿的霉斑。 讲解员说：“白求恩刚到晋察冀时，用木匠的锯子截肢，拿缴获的日军罐头盒煮手术器械，硬是把伤员死亡率从40%压到10%”。 展板上印着张泛黄的统计表，四个月里，他主刀157台手术，亲手培训130名卫生员，临终前最后一台手术是为警卫员取出胸腔弹片。 “您知道吗？” 馆长递过一本《白求恩日记》，在纸页间夹着片枫叶书签，“当年伤员们传唱的歌谣，‘白大夫，白大夫，手术刀尖挑日月，松烟墨里写春秋’。” 马克翻开日记本，1939年10月12日的字迹力透纸背：“今天做了第153台手术，木匠张师傅送来锯子，比柳叶刀锋利。” 在武汉同济医院，马克偶遇援鄂医疗队的年轻护士。 防护服上的“白求恩医疗队”徽章让他眼眶发酸。 护士长指着ICU里昼夜不息的呼吸机说：“我们管这叫‘新时代的手术台’，白大夫要是活到现在，准会带着听诊器冲在最前线。” 这种传承早有伏笔。 1972年中加建交时，周恩来总理将白求恩胸章作为国礼赠予加拿大政府。 2020年武汉抗疫物资包装箱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标语旁，印着白求恩举着听诊器的剪影。 马克在石家庄医科大学看到更鲜活的传承。 解剖课上，学生们用3D打印技术复原白求恩设计的“卢沟桥”担架。 在急诊科墙上，贴着《纪念白求恩》的书法长卷，墨迹遒劲如手术刀划破长夜。 离华前夜，马克在太行山脚下的农家院落脚。 房东老赵递来碗枣茶：“知道为啥咱村叫‘白求恩沟’不？1939年鬼子扫荡，是你爷爷带着游击队把伤员藏在地窖里，自己拿身体挡子弹。” 老人掀开地窖盖板，潮湿的墙壁上，隐约可见当年用炭笔刻的“救死扶伤”四个字。 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马克的记事本上，他想起临行前加拿大友人的调侃：“去中国找爷爷？怕不是去当活化石！” 此刻窗外，山坳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像极了当年八路军夜袭时的火把。 他蘸着茶水在桌面写下：“白求恩不是一个人，是跨越两国的火种，加拿大枫叶和中国红旗，终究能在同一片天空下燃烧。” 2015年11月12日，马克站在唐县白求恩墓前。 山风卷起满地红叶，覆盖在汉白玉基座的“白求恩纪念碑”上，恍若给英雄披上绶带。 那一刻，马克终于懂得真正的纪念碑不在大理石上，而在每个普通人选择善良的瞬间。 当煎饼摊主脱口喊出“大好人”，当医学生以他为论文选题，当山坳里的野菊年复一年绽放，便是对“国际主义”最滚烫的注解。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2015年《白求恩孙子访华：爷爷的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